这首诗的首联紧扣诗题,交待了送别的季节和人物。颔联一赞一慰,把才人遭贬事作轻描淡写,已见豁达;颈联写想象中友人行路的艰辛和一路的凄凉景象;尾联诗人以吕虔赠刀的典故来勉励友人,表示相信友人定能再振宏图而不会蹉跎岁月,浪费时光,无所作为。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皇甫别驾遭贬谪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诗人对朋友安慰和鼓励。全诗基调高亢,雄浑沉雄,词语俊美。
“衔杯昨日夏云过,愁向燕山送玉珂。”两句扣紧“送别”的题意,以“昨夜衔杯”,今朝送别,表现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第一句“夏云”既点出时令,又与下文“秋风”、“夜雨”暗合,遥相衬托,相映生辉。第二句着一“愁”字,而依恋之情毕见。
“吴下诗名诸弟少,天涯宦迹左迁多。”概括了皇甫汸的诗名籍甚和仕途偃蹇。诗人故作轻描淡写,希望以自己之旷达来影响友人,以减少心中的怨尤,寓情至深。王世贞《皇甫百泉序》云:“嘉靖中诸公能诗者,独皇甫氏最;皇甫氏昆季四人,独子循先生最。”故曰“诸弟少”;皇甫滴一贬黄州推官,再贬开州同知,故曰“左迁多”。语皆切事,事皆征实,而又工整典丽。
“人家夜雨黎阳树,客渡秋风瓠子河。”两句以“夜雨黎阳”“秋风瓠子”设想汸至开州所经之地和达到贬所的季节。诗人变换手法,丰富扩展“愁”的意蕴。这两句,词语俊美,对仗工整,轻淡中寓浓情,创造了很好的意境。句中“人家”和“客渡”相对,“夜雨”和“秋风”相对,“黎阳树”和“瓠子河”相对。诗人把人、树、风、雨、水组成一幅画面,开阔而具动态美和立体感。另外,“人家”和“客渡”都是陌生处所,诗人孤身前行,自然生愁。这两句以景衬情,雄浑深沉。
“自有吕虔刀可赠,开州别驾岂蹉跎。 ”最后两句高唱入云,诗人以“吕虔刀”来勉励友人,相信友人以后自有贵人提携,定能东山再起,施展宏图,而不必担心长期失意,虚度光阴。因此,今日的开州别驾、颠沛流离算不了什么。诗人引此典入诗,贴切恰当。于是困顿失意之不快一扫而光,也就没有一般送别诗的缠绵悱恻,诗的结尾落在一个强音上。
从布局上看,这首诗与一般送别诗无二致,也是入题点送别,宽慰颂扬对方,然后转写行程,展望未来。但是,由于诗人与皇甫汸关系密切,所以在诗中倾注了自己的深情。全诗一气奔驰,如泉下注,笔力雄健。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内容分析
文章第一节写初入山的见闻。首三句“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便点明题目,点出了此山的特色:幽深。同时,两个“渐”字,又巧妙地交代了游山的动作性。随着进山的愈深,各种自然景观联翩沓至,令人目不暇接。然而作者在描绘其所闻所见时,看似信手而写,实是经过筛选而紧扣一个中心:以松树为其主背景而突出其幽静的气氛。齿牙交叉的石路旁,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松,这些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形态各异而招人爱赏。接着又在松荫底下发现了悄悄流淌的清泉,它们蜿蜒曲折,时伏时现;当其泻入古井时,竟然发出了“锵然而呜”的音乐一般的美妙声响。接着是盘缠其间的古藤,形如大螈,蜿蜒盘绕。这又是一幅神秘幽静的景象。在这里,气氛似乎有些静得可怕,因此作者便借松间几声“磔然有声”的鸟叫来打破这万籁俱寂的气氛,八哥鸟的啄食之声恰又从反面格外烘衬了这里的寂静,行文奇妙。
文章第二节描写继续登山的闻见,愈加渲染出此山的幽深僻静。作者本是骑马游山,但行至西山,遇一小径,只能步行。于是只得系马于石嘴,相互扶携而登山。由此便从侧面写出了山势之峥嵘难攀,暗示出此间的人迹罕至和十分幽静。但是就在旅伴们于仰面不见天日的竹径里穿行四五里后,忽从半空中传来了鸡鸣之声,这就告诉人们,不远处定有人居。作者巧作曲笔,表面似写山中有人,实际却仍在渲染此山的宁静气氛。鸡声带给人的联想通常是养鸡的农妇和熙熙攘攘的农家生活;可这里的鸡却是青灯古庙中陪伴僧人、为之催晓的报时鸡,这就益知此地的地僻人稀了。接下来所写的老僧那种“聘而顾,如麇鹿不可接”的情状,便更加强了上述印象——这位僧人对于远客非但不热情通问,反倒像桃花源中的土著居民那样乍见生人,“乃大惊”;而与之交谈,则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一问三不知。僧人待客的这种冷漠与惊愕神情,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山的绝少人来;而另一方面,游人所见的“蜗鼠缭绕”的奇特建筑,以及他们憩堂殿时所聆听的山风吹拂檐铃之声,也同样使人感到此庙之古与此山之静。这两方面的感受叠加,于是便使游人“相顾而惊”,产生了未知此身是否尚在人境的误觉。这一节的文字,先从实见实闻写来,最后归结到心理感受上来,其目的仍是为要突出北山的僻静幽深;而事实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种种景象无不启示:新城郊外的这座北山,除开那不知始建于何时的古刹和不知来自于何地的老僧以外,尚未经过人化的是一座未被发现的处女山。而在写毕其“不知身之在何境也”的感受之后,作者忽又作一拗笔:“且暮,皆宿”。一方面交代出登山的已告结束,另一方面又引出下文的夜宿。笔调简洁峻峭,具有柳宗元风味。
文章第三节写夜宿山寺的闻见。起笔补叙时间,以下引出“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两句描写,用简洁的词语构筑成了一个优美静谧的诗一般的意境。紧接这种总体式的描写,又把文笔转向对于具体景物的细致观察方面:首先是“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此三句看似平淡无奇,实质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在内。晁氏对星斗显得特别“光大”与“如适在人上”的感受,一以表明山寺之高似能上接于天,二亦表现山间空气洁净,故看星斗皆亮而又大了。其次是“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又凭借其听觉为读者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氛围。再次是“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这就更从具体的所见所闻,引导到心理感受的阴森恐怖上去,故其结尾便接言道:“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前两节文字较偏重于状写客观的景物,而这一节就转向于偏重写其主观感受与心理体验。第三节中的写景,带有景中寓情、情景交融的特色。这样既写出了山寺的地势之高和景色之幽,同时又写出了人的精神活动。所以从形神兼备的角度来看,这一节文字可谓最富耐人咀嚼的韵致和情趣。
文章最后一节写游山之后的回味无穷。这其实是在对北山之美和游山之乐作一种补充和加强的描写。“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言其印象深刻、事过而境不迁也。“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这又是在仿效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结尾而稍作变化,意仍在强调北山之游的常在脑海中萦绕而不能忘怀。
《新城游北山记》是继柳宗元之后又一篇优秀的山水游记。它的成功,首先在于准确地抓住了北山的个性,精细描摹了此山极为幽静优美的特色,使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其次,又在于它能在刻画风景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使得此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泉,都富有特定的神韵和情趣 [5] 。
艺术特色
一、穷形尽态的摹写
《新城游北山记》对北山景物的刻划极其逼真。作者对自然景物作细致人微的观察,并加以穷形尽态的摹写。作者把大松的曲、直、立、卧种种形态,毫无遗漏地作了形象的描绘;又用“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对山顶之屋数十间的结构形态,作了简明、贴切而又生动的刻划。摹写声音,草间的泉水堕人石井,是“锵然而鸣”;赤冠长喙的鸟儿俯而啄食,是“磔然有声”;山风是“飒然而至”,堂殿上是“铃铎皆鸣”,窗间竹“相摩戛”,是“声切切不已”。他摹写光亮,在竹林里是“仰不见日”,夜晚宿山顶上则“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所有这些声、光、形、态的描写都可说是惟妙惟肖,恰如其分。
二、形象生动的比喻
《新城游北山记》比喻用得很多,都很贴切,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松树的比喻是“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用16字即道出松树的多姿多态,真是言简意赅。山顶僧人,不常与世人接触,“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这是传神的比喻。麋鹿见生人,即惊慌不定,以之喻山僧见人时之局促不安,十分形象和恰当。此外,“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和“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等比喻,也形象、生动,不仅逼真地形容了物态,而且渲染了山行及夜宿时的森然恐怖的气氛。
三、主观感受的融入
《新城游北山记》的写景状物所以生动且具魅力,跟作者将浓烈的主观感受融入其中,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主观感受,既以“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等直抒心灵的方式表现出来,又隐含在以移情人景、移情于物、营造氛围的大段描写中。读者随着作者文笔的指引,仿佛进入北山,见到形状各异的松树,听到鸟声、鸡声、风声和铃声,与惊恐不安的山僧接触,并在山顶度过一个难寐之夜。北山的幽深、僧居的静寂、夜间的阴森,所有这些描写,都因作者的笔端含情,而显得格外真切动人。
此诗的主旨,历来有两种相反意见。《毛诗序》云:“《鳲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方玉润《诗经原始》对于上二说基本同意朱熹说,而亦不废《诗序》说之一端,取调和态势。方氏云:“诗中纯美无刺意”,“诗词宽博纯厚,有至德感人气象。外虽表其仪容,内实美其心德”,“回环讽咏,非开国贤君未足当此。”又云:“后人因曹君失德而追怀其先公之德之纯以刺之。”第四章眉评亦云:“全诗皆美,唯末句含讽刺意。”忽而“美”,忽而“刺”,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此诗从字面传达的信息来看,确实是颂扬“淑人君子”而无刺意。但文学作品由于欣赏理解角度不同,若说此诗反面文章正面做,那当然也可备一说。
诗四章,都以鳲鸠及其子起兴,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鳲鸠即布谷鸟,该鸟仁慈,“布谷处处催春耕”,裨益人间。又喂养众多小鸟,无偏无私,平均如一。《诗集传》谓:“(布谷鸟)饲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鳲鸠氏,司空也。”杜预注:“鳲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二是“鳲鸠在桑”,始终如一,操守不变,正以兴下文“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的美德,与那些小鸟忽而在梅树,忽而在酸枣树,忽而在各种树上的游移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小鸟尚未成熟,故行动尚无一定之规。因此,各章的起兴既切题旨又含义深长。
各章起兴之后,即转入对“淑人君子”的颂扬。首章就仪表而言,“如一”谓始终如一地威仪棣棣,包括庄重、整饬等,而不是指老是同一单调服饰。关于这一点,《诗集传》引“陈氏曰”解说得很好:“君子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其见于威仪动作之间者,有常度矣。”仪表从表面看仅是人的外包装,其实质则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露,由表及里,首章也赞美了“淑人君子”充实坚贞稳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次章举“仪”之一端,丝带、缀满五彩珠玉的皮帽,将“仪”之美具体化、形象化,让人举一反三,想像出“淑人君子”的华贵风采。
如果说一、二章是颂“仪”之体,则三、四章是颂“仪”之用,即内修外美的“淑人君子”对于安邦治国佑民睦邻的重要作用。三章的“其仪不忒”句起到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文情可谓细密。四章的末句“胡不万年”,则将整篇的颂扬推至巅峰,意谓:这样贤明的君王,怎不祝他万寿无疆?对于一个暴君昏主,人们是不会如此祝釐的。因此《诗集传》谓此句为“愿其寿考之词也”,其实不错,反观方玉润谓此句“含讽刺意”,似乎有点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