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藏合用舍，闻见守约卓。
清风激颓波，精义兴後觉。
天子不得臣，鸿飞敻何邈。
行藏合用舍，闻见守约卓。
清风激颓波，精义兴後觉。
天子不得臣，鸿飞敻何邈。
1、整个故事就是一条成语：自取其辱。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论语》中。子贡问怎样交朋友。孔子说：“忠言相告，好话对导，他不听就算了，不要自找羞辱。”但是多数后人对这个成语的了解来自本篇课文。楚王三次想侮辱晏子，结果不但轻而易举被晏子化解了，最后反被晏子侮辱了。成语的意思是说自己所受到的侮辱难堪，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2、面对楚王的第二次侮辱，晏子这样回击楚王：“这是什么话？我国首都临淄住满了人。大伙儿把袖子举起来，就是一片云；大伙儿甩一把汗，就是一阵雨；街上的行人肩膀擦着肩膀，脚尖碰着脚跟。大王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 (晏子的这段话里，衍生出三个成语：一是举袂成云；二是挥汗成雨：挥，甩掉；大家用手洒出去的汗珠就像下雨一样，形容人很多。当然，这一成语后来也形容出汗很多，就不是原先的意义了。三是磨肩接踵：磨，并；磨肩，肩膀靠肩膀；踵，脚跟；接踵，脚尖碰脚跟。肩挨肩，脚碰脚，形容人多，拥挤。这一成语也写作“摩肩接踵”。）
3、当楚王取笑齐国人偷盗时，晏子面不改色，站起来，说：“大王怎么不知道哇？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橘树一种到淮北，就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吗？同样道理，齐国人在齐国安居乐业，好好地劳动，一到楚国，就做起盗贼来了，也许是两国的水土不同吧。”（这段话中包含了一个成语：南橘北枳。枳：落叶灌木，味苦酸，球形。也叫枸橘。南方之橘移植淮河之北就会变成枳。比喻同一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后人遂用“南橘北枳”来比喻环境对人的影响，现代汉语中似乎用于贬义稍多些，形容某种事物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异化”或者“变质”。
《守岁》，十六句，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六句：“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鳞其尾，虽勤知奈何。”这里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跟前两首有所不同。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而见辰龙巳蛇，以蛇比岁，不是泛泛设喻。这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近，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鳞其尾”字面虽然用《晋书·贾后传》“鳞狗当鳞颈，今反鳞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为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蛇尾巴梢，哪里能鳞得住呢？以这样六句开头，好像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故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
中间六句是第二个层次：“儿童强不睡，相守夜谌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这个层次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增添不少亲切感。
最后四句是第三个层次：“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这个层次与开头第一个层次的欲擒故纵相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两句化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意在勉励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这个结句含有积极奋发的意味，是点睛之笔，使全诗精神陡然振起。
苏轼的《守岁》，诗意明白易懂，旨在勉励自己惜时如金。作者用形象的蛇蜕皮喻时间不可留，暗示要自始至终抓紧时间做事，免得时间过半，虽勤也难补于事。努力应从今日始，不要让志向抱负付诸东流。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这首《渔家傲》援禅家语入词，以增加其理趣。所演绎的是南岳临济宗福州灵云志勤和尚的故事。
首三句，讲灵云三十年茫昧混沌，几番出入于迷悟之间。最后一见桃花，终于参悟。此用来比喻灵云三十年来的不彻不悟。“得眼迷照”，是说灵云几次将悟还迷。佛家有“五眼”之说，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其中肉眼和天眼只能看见世间虚妄的幻象，慧眼和法眼才能看清事物的实相。因此，此处的“眼”，当指慧眼或法眼。“参学了”的“了”，作“完成”讲。
下面两句讲灵云参悟的境界。“呈法要”即是得佛法的意思。“无弦琴”，用陶渊明故事。“（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萧统《陶靖节传》）。黄庭坚以此作比，意阐释至法无法的禅理。
词的下片，由灵云之事生出感想，这里所着重阐扬的，仍是“顿悟”之说。黄庭坚看来。灵云三十年的蹉跎，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他身上，顿悟之中尚有“渐”的痕迹。诗的末句所揭示的就是纵横自如，纯任本然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