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层次
全文可分三层。第一层,自发端至“其相似也适然”。内容是介绍作者两位友人的共同特征:“非今所谓贤人者”,“学圣人而己”。尽管他们素不相识,所师所友也不同,然而,他们的言行极其相似。这就表明,他们“学圣人”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境界。第二层,自“予在淮南”到“辅而进之,其可也。”同是“学圣人”,“既相似,又相信不疑”,而作者也是有志于“学圣人”的,他们共同努力,“辅而进之”。第三层,至结尾。声明作文的缘故。由于“会合不可以常”,难得经常聚首交流,所以,作文“相警”亦“相慰”。“相警”足见其重道,“相慰”足见其重情。《同学一首别子固》的表现形式,颇具特色。文章题曰“别子固”,但是,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圣人”而有成的“贤人”,而且是“非今所谓贤人者”。作者写正之即是写子固,交互辉映。
●构思特点
这篇文章在构思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单从曾巩与自己的关系着笔,而是引出一位各方面情况与曾巩神合的孙正之作为映衬,分别从作者自己与曾、孙两人的关系着笔,形成平行的双线结构。这样来体现“同学”的主题,是比较新颖独特的。
文章一上来就分别介绍“江之南”、“淮之南”的两位贤人曾子固和孙正之。强调他们都不是当今世俗所说的那种贤人,暗示下文的同学于圣人;同时又分别点明“予慕而友之”,将自己和曾、孙两人分别挂上了钩,暗示了三人趣尚的一致,为下文两人之相似、师友之相同张本。作者在《送孙正之序》表示:“予官于扬,得友日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这正是他们三人志趣契合的基础。
接着,作者又转而强调,这两位自己所仰慕的朋友和贤人,他们之间却从来未曾相互拜访、交谈,或互致书信礼物。三个排句,蝉联而下,把双方未曾识面的意思强调得非常突出。既然如此,“其师若(与)友,岂尽同哉?”这一问自在情理之中。下面又一转:“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这就有些超越常理了。既未谋面,师友又不尽同,何以两人竟如此相似?这就不能不推出下面的结论:“学圣人而已矣。”为了使这一论断更确切不移.作者又进而论证:既然同学于圣人,那么他们的师友,也一定是学圣人的;圣人的言行都是相同的,同学于圣人的人,各方面都很相似,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层,一步一转,从未曾相识说到师友的不同,再转出两人的相似,最后揭出同学圣人的正意。纯用抽象的逻辑推理,丝毫不涉及两人的具体行事,但他们“同学”于圣人这一点却被论证得很有说服力。正是在这里,作者揭示出“同学”的深刻涵义。真正意义上的“同学”在于同道,在于同学于圣人,而不在形迹上曾否相过、相语、相接。这也正是作者一开头所说的他们与“今所谓贤人者”有区别的具体涵义。既然如此,仰慕而分别与之相交的作者自己,其为“同学”也自在不言中了。
文章的第二段,从“相似”进一步引出了“相信”,作者分别向两人谈到对方,尽管他们从未有过交接,却都相信作者的介绍。这种“相信”,似又超乎常情。但这正表现出“同学”于圣人的贤人之间那种超越空间、不拘形迹的神交,那种高度的相互信任。而曾、孙两人对作者的“相信”也就不言而喻。
文章的第三段从两位贤人的共同志向引出作者追随他们的愿望。首先提到曾巩赠给自己的《怀友》一文,表示要携手共进,至乎“中庸”,然后捎带一笔,正之盖亦常云尔”,照应上文“相似”之论。并进而指出,能达中庸之境的,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这正是“同学于圣人”的表现。曾巩先在《怀友》(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所载)中,诉说自己少而学,不得师友,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剧(磨)之。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激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可惜彼此远隔,会少离多,切磨之效不深。本篇这一段,正与子固殷殷求友之意相呼应,又提出孙正之正是其所渴望相交的最佳人选。至于作者自己,则谦虚地说从来不敢自期其必能到圣人中庸的境界,但愿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这个方向努力。到这里,把三人“同学”于圣人以至乎“中庸”的意思完全表明了。
末段以抒情之笔收束,正面点出题中“别”字。在官为职守所拘,在私有人事牵系,彼此不能经常在一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怀友》说:“思而不释,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这里也说:“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朋友之问,互赠文字,以为学之道相策勉,以交谊之诚相慰藉,此篇是个很好的榜样。
●写作手法
此文出现了许多重复句式,如“江之南有贤人焉”、“淮之南有贤人焉”等句,作者这样写意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自己所说的贤人跟世俗所说的贤人有所不同。他所说的贤人是以“学圣人”为务的,这些贤人的目标是“至乎中庸而后已”,而世俗所说的贤人仅仅是就才学而言,二者的差别一目了然。此文写“别子固”,但多数篇幅以正之作陪,交互映发,错落参差。此文笔情高奇,淡而弥远,令人寻味无穷。
此文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是陪衬法的运用。文章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习圣人而言行一致的“贤人”,表示自己与他们志同道合,要互相勉励,以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因此,文章题为“别子固”,却处处以孙正之陪说,写正之即是在写子固,反复强调,交互映发,错落参差,结构紧凑,而不显得单调重复。文章淡淡写来,却显得情真意笃。
在修辞方面,运用排比手法。如开头几句,以整齐的排比句写曾、孙二贤。第二段的排比句稍有变化,文章显得既整饬又灵活。这种写法是为了说明贤德之士,不必同师,只要效法圣人,便能殊途同归,从而突出了君子同道而合的主题。
文章从江南、淮南二贤人言行相似入手,自然引出同学圣人之意。然后紧扣“同学”二字,从共同学习圣人之道上立意。共同学习圣人,就会志同道合,言行相似,相互信任,友谊长存。这也正式建立朋友之间牢固友谊的基础。最后以相互攀引而共同登上圣人殿堂来互相勉励,更显示出作者志向远大,思想高尚。子固、正之二人言行相似,互相映衬,为文章增色不少。文中排比句的反复运用,长短句的交错出现,也增强了文章的语言美。
中国的田园诗以晋末陶潜为开山祖,他的诗,对后代影响很大。李白这首田园诗,似也有陶诗那种描写琐事人情,平淡爽直的风格。
此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前四句写诗人下山归途所见,中间四句写诗人到斛斯山人家所见,末六句写两人饮酒交欢及诗人的感慨,流露了诗人相携欢言,置酒共挥,长歌风松,赏心乐事,自然陶醉忘机的感情。全诗都用赋体写成,情景交融,色彩鲜明,神情飞扬,语言淳厚质朴,风格真率自然。
从诗的内容看,诗人是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去造访一位姓斛斯的隐士。首句“暮从碧山下”,“暮”字挑起了第二句的“山月”和第四句的“苍苍”,“下”字挑起了第二句的“随人归”和第三句的“却顾”,“碧”字又逗出第四句的“翠微”。平平常常五个字,却无一字虚设。“山月随人归”,把月写得如此脉脉有情。月尚如此,人则可知。
第三句“却顾所来径”,写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余情。这里虽未正面写山林暮景,却是情中有景。正是旖旎山色,使诗人迷恋不已。
第四句又是正面描写。“翠微”指青翠掩映的山林幽深处。“苍苍”两字起加倍渲染的作用。“横”有笼罩意。此句描绘出暮色苍苍中的山林美景。这四句,用笔简炼而神色俱佳。
诗人漫步山径,大概遇到了斛斯山人,于是“相携及田家”,“相携”,显出情谊的密切。“童稚开荆扉”,连孩子们也开柴门来迎客了。进门后,“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写出了田家庭园的恬静,流露出诗人的称羡之情。“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得所憩”不仅是赞美山人的庭园居室,也为遇知己而高兴。因而欢言笑谈,美酒共挥。一个“挥”字写出了李白畅怀豪饮的神情。酒醉情浓,放声长歌,直唱到天河群星疏落,籁寂更深。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句中青松与青天,仍处处绾带上文的一片苍翠。至于河星既稀,月色自淡,这就不在话下了。最后,从美酒共挥,转到“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写出酒后的风味,陶陶然把人世的机巧之心,一扫而空,显得淡泊而恬远。
这首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是受陶潜诗的影响,然而两者诗风又有不同之处。陶潜的写景,虽未曾无情,却显得平淡恬静,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之类,既不染色,而口气又那么温缓舒徐。而李白就着意渲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不仅色彩鲜明,而且神情飞扬,口气中也带有清俊之味。
在李白的一些饮酒诗中,豪情狂气喷薄涌泄,溢于纸上,而此诗似已大为掩抑收敛了。“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可是一比起陶诗,意味还是有差别的。陶潜的“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过门辄相呼,有酒斟酌之”、“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之类,称心而出,信口而道,淡淡然无可无不可的那种意味,就使人觉得李白挥酒长歌仍有一股英气,与陶潜异趣。因而,从李白此诗既可以看到陶诗的影响,又可以看到两位诗人风格的不同。
“园花笑芳年,池草艳春色”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的景致。诗中“园花笑”“池草艳”来烘托出园花、池草本来也是美好之物,也不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犹不如槿花,婵娟玉阶侧”写满园花草在李白眼中,都不如木槿,排斥了“园花”、“池草”。李白再运用拟人手法,把槿花喻意为“蝉娟”般美好的容颜,如婵娟般亭亭而立的槿花将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统统的比下去了,从而使得诗句文采特异、铺陈辞藻,可见奔放不羁的李白对木槿花情有独钟,怜香惜玉也是因花而异。
“芬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描绘出一幅园花易零落、池草易萎糜的伤感景致。诗中“夭促”“零落”暗寓出诗人或许多少有点遗憾,美丽总是太仓促,常在瞬间零落,爱花的人是挽留不住落花匆匆的脚步的。其中也不无隐喻满园花草生命之短暂的意味,于是,流露出一种感花伤怀的情绪。
“岂若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侧面槿花的朝开暮落只是表面现象,它“终岁”“翕赩”正表明了槿花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屈的品格。正如东方朔在写给公孙弘借用马车的信中说“木槿夕死朝荣,士亦不长贫也。”诗人用“岂如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两句诗对木槿花予以高度评价,热情地赞颂,从而完成了对木槿花形象的塑造。
诗人开始并不直接写木槿花,而是以“园花”、“池草”起兴,指出它们一个“笑芳年”,一个“艳春色”都曾盛极一时,但它们最大的弱点是生命太短促。也就是说尽管园花姹紫嫣红,芬芳馥郁,但是花开自有花落时,当它零落在东风里时,它就会黯然失色,再也无复青春的色彩。同样,小草尽管它萎萋无数,枝叶碧翠柔嫩,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脾性。但是,当严霜降落之时,它就会在瞬息间,萎糜以至朽腐,留给大地以不尽的思索。这就是园花和池草生命的全部意义。接着诗人在否定“园花”和“池草”的基础之上,对木槿花予以讴歌的赞美。
从该诗诗句排列顺序的颠倒上,可以知道诗人思绪的奔涌,情感的炽烈,特别是思绪、情感的跳荡性,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根植于诗人的浪漫气息。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