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描写希望寄书信给贬谪远地的丈夫，又担心无法送到；颔联描写诗人的哀怨，并设想丈夫思己之状；颈联化用典故，描写思念与盼归之情；尾联表达了诗人对丈夫回家的期待。全诗哀婉动人，用典贴切自然，典雅含蓄。
首句“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是说相传北雁南来，不过衡阳，而云南永昌又在衡阳之南，音书更难到达。本欲寄信却说信无法到达，这是情感的一重压抑。思念丈夫之心日炽，诗人想到在这美好的春天，夫妻俩天各一方，纵使眼前风景如画，只是徒增感伤，离情别恨，让人愁肠寸断。
三四句“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中“花柳”本是春天的象征，同时也因其美好易逝而常常与女性之命运联系在一起。常说花红易衰，红颜易老，都是薄命之叹。“花柳”“风烟”，都有美好易逝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让诗人格外感到时光的促迫，离别的久远，思念的铭心刻骨。这两句对仗十分工整，一句写诗人自己之感，一句设想丈夫思己之词，有杜甫《月夜》“心也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清浦起龙《读杜心解》）的笔法，更增一倍思念。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句则是说明思念之深，盼归之切。这两句化用《诗经》，将盼归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诗句不单纯写天气，而是用这种别扭的天气比喻听说丈夫要归来，但每次都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与黄峨要表达的情绪一致，将盼归表达得深沉、含蓄。这两句对仗非常工整，自然而富有韵致，如同天造。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是说漫长的等待和无尽的思念，只为守候丈夫的归来。一个“空”字，包含了诗人无限失望的情绪，而“何日”用反问的形式，表明没有期限，反问之中蕴含诗人深深的绝望；黄峨的猜想是对的，直到杨慎病逝，她才万里奔丧，迎得丈夫灵柩回乡归葬。
这首诗写得哀婉动人，读来似有哽咽克制之声，用典贴切自然，显得典雅含蓄。对于“其雨其雨怨朝阳”句，前人认为她有剽窃嫌疑，其实套用前人诗句在诗歌史上并不少见，宋人黄庭坚就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关键是看用得是否贴切、自然，黄峨称得上袭旧弥新。
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诗人客居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后两句写宋亡后的，自己被俘到了燕京，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这首小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成今昔对比。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因为北方领土先后被金元所占，宋偏安临安，所以家铉翁住在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家铉翁是四川人，闻鹃事切合自己，用的是四川典故：相传古代蜀主望帝失国后，他的魂魄化作杜鹃鸟，鸣声悲哀，常啼至口角流血而止。古人常以杜鹃啼血典来寄托家国灭亡之痛。而杜鹃的叫声又如同“不如归去”，家铉翁“闻鹃忆蜀乡”，既是对国土沦陷表示愤慨，又寄托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后两句写眼前，南宋已经灭亡，自己被俘到了燕京，这时候恢复失土已成画饼，不要说北方，就是南方，包括以前所住的南宋都城临安，也都成了异族统治的天下了。由此，家铉翁无限怅惘地问：今天晚上做梦，是梦蜀地还是梦临安呢？言下之意，两地分别代表家与国，都是那么地使他思恋感伤。
前后二层，后层是前层的延续，前层是为后层预做地步，这就是论诗者所谓的加一倍写法。诗在谋篇手法上显然是参考了贾岛的《渡桑干》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但贾岛诗只是抒发久客远游的思乡之情，家铉翁诗却表现亡国之恨，更加催人泪下。通过递进，前面本来是很突出的思乡之情，忽然又加入了新的内容，更显得沉痛。家铉翁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在感慨兴亡盛衰的诗中很普遍，典型的可举虞集的《挽文丞相》诗，末联说：“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用晋过江诸人新亭洒泪叹中原沦丧的典故，说那时还有半壁江山，如今连一点残山剩水也没有了。这与家铉翁梦四川、梦钱塘同一机杼。
这首诗叙写流落异域，思念乡国的悲愤感情。通篇用典，目的是借历史人物的故事来说明自已远离父母之邦的梁朝而被羁留在北方做官，实在不是自己的本意，而是无可奈何，他对于有恩于他的梁主是耿耿不忘的。
诗文开篇说：楚国的人材被晋国重用，秦国的臣子戴上了赵国君王的桂冠。毁坏了离宫才迎接子产入晋，羁旅的陈完被齐国优礼接待。这两句是说自已在北方受到北周诸帝的重视和优待。
黎侯寄寓在卫国不是自己的安居之地，重耳想要安居在齐国偏偏不能安居。上二句是说自己被留于北方是出于不得已。
孔子因为要远离鲁国而悲伤拭泪，韩国被秦所破，张良想起自已的先人是韩国五代的宰相，因而以全部家财求客刺杀秦王。庾信与其父肩吾均曾仕梁，深念旧恩，故以张良五世相韩为比。
只有那阮籍驾着车子走路，遇到没有路径可通就痛哭而返，才知道我的处境的艰难。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