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这是一首描写青年情侣的惜别之词,词人用清秋、残月、莺啼、马嘶等画面与声响,交相渲染秋天早晨的凄凉气氛,映衬出女主人公离别时悲痛欲绝的感情。
词的上片写别时的情景。在个清秋的早晨,女主人公的丈夫就要远出。枝头响起紫莺啼晓的叫声,西边天空中,尚挂着一弯淡淡的月亮,留连不肯隐去。即将的离别使相爱的人儿有诉说不尽的情思,以致于夜无眠。然而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门外响起凄厉的马嘶,在催促行者赶快动身。后柳永《雨霖铃》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概括性她表达了同样的人生感受。语序安排也十分精致,传达出极深的意蕴。首先,“莺啼残月”,点出时闻是早晨;“绣阁香灯火”。说明二人沉浸于离别的痛苦之中,于灯下互诉衷情,竟不知黑夜已经过去。是早莺的啼鸣,西斜的弯月,唤醒了这对爱人,始知吹灭燃着的油灯,离别的早晨已经来临。
接下来的“门外马嘶郎欲别”,以不通人情的马儿偏又在门外长声嘶叫,来描写离别时刻的迫近和二人的难舍难分之情。而“正是花时节”一句,既交代了季节是在秋天,又描画出秋风瑟瑟,落红纷纷的景色。女主人公出门送郎,觅此凄凉之景。哀伤痛苦之情倍增。“正是”二字,同时总结以上的场景描写,强调出景物对人的感染。张炎《词论》曾云:“词之难于令曲,犹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不得闲。”这首词的语言就显现了韦庄运用词这种艺术形式的造诣之高深。
下片写女子在情人别后的情态。
“马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这两句是说,她梳马之后却无心描画蛾眉,满含愁怨的独自倚着金扉,思念远去的情郎。
为郎送别,她曾浓饰晓马,然而“马成不画蛾眉”,是耐人寻思的。这含有双重意味,一重表示自己爱情的坚贞,这不完全的化马,正是一种无言的表白。另一重则暗寓张敞画眉的故事,“不画蛾眉”是因为画眉的人已去,留此残马,等于示以盼归之意。这一细节描写岂但字句不闲,可谓事半功倍。下句说“独倚金扉”,则情郎已经走了,空余行处。女子凝望路尘之神,已在句外传出。
“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末两句是说,她不愿扫去他离去路上的那些香尘,只怕扫去香尘,他就会久久不归。
末两句更是“留意”而精彩的一笔。乍看这话是极无理的,路尘之扫与不扫与情郎的早归迟归有什么必然联系?然而,处在失望而终不能断念的境遇中的痴情者,总能从一般人不在意的现象中发现预兆,或设置希望。鹊的鸣叫,灯的结花,衣带的松弛,蜘蛛的结网之类小小事体,却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无理语正是至情语。这两句概括了唐时民间的一种流行说法。词人运用这种生活气息很浓的说法,出以口语,明快而隽永,就有有余不尽之意。
这首词,上片写景而情景交融,下片抒情而情致深婉。词人把这种洋溢着生活气息,植根于民间习俗的语言、运用到词中来,既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痴情,又提高了词的艺术表现力,集中体现了这首词的“无理而妙”。全篇语言秀美,情真动人。
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诗人对证,只能留下一个悬案。
不管抒情主人公是待嫁女还是新嫁娘,她此刻正处在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中却毫无疑问。诗分三章,展出的是跳跃相接的三幅画境。首章似乎无人,眼间只见一派清碧如染的葛藤,蔓延在幽静的山沟;然而这幽静的清碧,又立即为一阵“喈喈”的鸣啭打破,抬眼一看,原来是美丽的黄雀,在灌木丛上啁哳。这“无人”的境界只是作者营造的一种画境,在那绿葛、黄雀背后,还有一位喜悦的女主人公,在那里顾盼、聆听。次章终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诗中,但那身影却是飘忽的:刚看到她弯腰“刈”藤的情景,转眼间又见她在家中“濩”葛、织作了。于是那萋萋满谷的葛藤,又幻化成一匹匹飘拂的葛布;而女主人公,则已在铜镜前披着这“絺綌”,正喜孜孜试身。那一句“服之无斁”,透露着辛勤劳作后无限的快慰和自豪。三章的境界却又一变,诗行中多了位慈祥的“师氏”。她似乎在倾听,又似乎在指点,因为她的女主人,此刻正央求她告知急需澣洗的衣物。“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那便是情急的女主人公,带着羞涩和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向师氏透露的内心的秘密。这里终于透露出,这位女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急切待“归”(出嫁或者回娘家)的新人。这样,前两章的似断似续,山谷中葛藤、黄雀的美好春景,和“刈濩”、织作的繁忙劳动,就不仅传达着女主人公期盼中的喜悦,而且表现着一种熟习女工、勤劳能干的自夸自赞了。这样的女子,无论是嫁到夫家还是回返娘家,都是足以令夫家爱怜并带给父母莫大安慰的。
上片写歌妓的美艳照人。起句“玉肌琼艳新妆饰”直接从正面描写她肌肤白嫩娇美,光洁如玉,而又装扮一新。“好壮观歌席”,是说每当她出现在酒宴歌席之上,人们都会觉得眼前一亮,酒宴歌席也会因她的到来而增色不少。这句从侧面写她的美。把“好壮观歌席”口语化,宜于观听,朗朗上口。以下,词人全用虚笔,以“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极赞她的美丽和高贵。
下片写这位歌妓格调俊雅。在柳永的笔下,这位歌妓不但容貌姣好,气质高贵,而且颇有才情。她“属和新词多俊格”,竟能与别人以诗词相唱和,且作品格调高迈过人,“敢共我勍敌”。要知道,词人向来以“平生自负,风流才俊”(《传花枝》)自诩,作诗填词能与他一争高下,这位歌妓的才情可以想见。所以词作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
这首小词妙处亦在结末:疏狂少年敢与我这个老浪子竞争,恐怕他们还嫩了点,谁叫他们不早与你结识呢 ! 这话是对那“玉肌琼艳”说的,事实上也是对疏狂少年的不屑,活脱脱一个过了中年.痴心不改,以风流浪子自许的词客形象。宋代的歌妓地位卑微,受到严格管束,常受折磨,柳永此词虽以歌妓为描写对象,但绝无丝毫淫靡的情调,柳永笔下的歌妓也绝无一点风尘气。他把歌妓当作平常人对待,他所欣赏的不仅仅是歌妓的体态和容貌,而更多的是她的才华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