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中秋之月激发过文人多少丰富的情感和无穷的想象，苏东坡在熙宁九年（1076）写过的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尽情驰骋对月宫的幻想，表达超脱尘俗和依恋现实的矛盾，倾吐对情同手足的胞弟的思念。
词的开头“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是写万里无云的中秋夜月。本来在中秋月夜，长空万里无云，是人们常见的，没有什么稀奇。但这里作者加上“凭高眺远”四字，就使得境界全然不同。作者置身高楼，凭高望远，所以视野开阔，而使得长空显得更为辽阔无边，毫无尽处，引人入胜。
“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由晴空写到明月。古时称月为魄，传说月中有桂树，故称月亮为“桂魄”。意思是说，月儿的光辉从天上飞来，它所照射的地方，整个秋天的碧空都沉浸在清冷之中。这两句描绘了一个月光照耀的清辉夜色，给人以清凉的感觉。这竟引起了作者无限的幻想，以寄托着他的精神世界：”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作者让他的想象翅膀飞翔，幻想出月宫中有琼楼玉宇，仙女们乘飞鸾自由来往，那里是一个清凉的境地。据《异闻录》记载，唐玄宗一次游月宫，”见素娥十余人，皓衣，乘白鸾，笑舞于广庭大桂树下。“所以用”飞鸾而去“，想象月宫中仙人乘鸾自由来往。作者这样想象，究竟有什么意义？从他当时所处的黑暗现实、不得自由的环境来看，不能说和现实无关。应该说，正是由于他处在那样一个不得自由的闲官职位上，才有向往月宫清静自由的幻想。
”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他想象着从月宫往下界眺望：秀丽的江山像图画那样的美，清晰可辨的烟火，历历在望。人间的江山越美，就越反衬出现实社会越丑，就越能见出作者内心世界的苦闷。
然而，作者毕竟是一个处于逆境而善于而善于自我解脱的人。所以，下片笔锋一转写道：“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这三句化用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句。作者通过高超的想象，把天上的明月和身边的影子当做知心朋友，一起欢乐。这样写，既使词染上了浓厚的浪漫色彩，给人有一种奇异之感；又真实地展现出他孤单、凄凉的影子。作者之所有“举杯邀月”，正是意味着他对当时社会的憎恶，意味着他对权贵们的讨厌。
苏轼尽管邀月赏心，把酒浇愁，但悲愁仍在，这就使他不能不起舞了：“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希望愉快地度此中秋良夜，不要辜负这良辰美景。“今夕”句化用《诗经》“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表示这是一个良宵。作者之所以月下起舞，并非愉快而歌，得意而舞，恰恰是为了消除这股愁闷与抑郁不平之气。正如“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知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这里似乎使人听到他强颜为笑之声，但又使人深深地感到他觉得月亮才是他的知音。唯其如此，所以，他便幻想起遨游月宫来了：“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他渴望乘风归去，在明净的月宫里，把横笛吹得响彻云霄，唤起人么对美好境界的追求与向往。豪情溢于纸背，令人读之神思飘渺。当然这种追求是虚幻的，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作者这样写，正是人在苦闷时寻求解脱、自我安慰的无可奈何的举动；它表现出作者对自由生活、美好现实的追求。
总的来说，这是一篇狂放不羁。洒脱飘逸的作品。当时，苏轼居住黄州，政治处境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为了排遣个人政治上的失意的苦闷，为了摆脱庸俗污浊的现实，于是他越发热烈追求那超凡的清空境界。虽然是带有消极成分，不值得称颂，但它之所以产生，正是由于黑暗现实所促成。它是深深滴植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全词共分三段。第一段，首韵直接入题，以占尽一丘一壑的风流自我形象，领起全篇。下一韵，以茅屋上“松月桂云”，和山上下清泉脉脉的优美风景，具体写占尽这一丘一壑的美景者的风流意态。以下以“寻思前事”退过一层，转写以前入仕的错误，印证今日生活的正确，遥领下文。作者把错误用两个意思来表达，一是此间猿鹤为他的离去而悲鸣烦恼；二是功名本是邓禹那样少年得志者的事。这两个表达，一正一反，反借山间猿鹤来表明自己本性合居于山中，正借邓禹辈人的得志，表明功名之事本不属于自己。“终须是”一语，内藏自己多少努力都以失望的感慨。
第二段明接上段起韵，暗接“前事错”，专言今朝心情的愉快和伸展。起言独自饮酒放歌，仰观天上鹰飞，俯视水中鱼跃，颇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舒畅，鹰与鱼的行迹，虽可能来自于现实的观察，但归根到底是作者心灵自由的幻象。“西风黄菊”一句点明作词的时间，也营造出一种近似于当年陶渊明归隐的生活氛围。作者以“喷薄”写菊花香气，生新脆硬，足见豪情。以下突然转入惆怅的感受中，借用前人诗句，写他对一位曾经约定同游江海、而今不见踪迹的“佳人”即知音的盼望。这位他的想象中像屈原那样身佩芳香饰物的佳人，即使真有所指，也更像作者所创造出的自我精神的化身。而“日暮云合”一词，虽是借词于前人，却能“夺胎换骨”，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老人时间无多时的特有的精神感受。“入江海”一句，以倒装句式，不仅无碍于押韵，而且显示出一种拗折的风味。
第三段揭明主旨，言自己虽然落魄失志，但不求闻达，甘心笑傲林泉，以退为乐。写得极有气势和风骨，显示出一个不免于精神不平的人，对于出处大节的看重。作者先以“遇合”一韵，从第二段所述的意路上转回，轻轻逗出政治失意的牢骚。但马上以“莫”字，压住要倾发壮志才华不为人知的愠怒。此处虽然借用孔子击磬求知的典故，但作者的傲岸显然远过于孔子。下句仍借用典故，表达自己笑傲泉林，不以穷达为怀的精神风采，说明自己不以退处为忧为耻，而觉得其中自有乐处。这就回应开篇“风流占却”一语，使包孕丰富的慢词长调获得了圆满的结构。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词的开篇就是一声沉重的悲叹：“行不得！”呼出了此词的主旨，也为全词奠定了悲怆沉郁的基调。
接下来，作者蕴足笔力，不惜篇幅，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严冬，腐叶霉烂、繁霜遍地的原野上，僵直地挺立着一片光秃秃的树干。枯死的树枝半折半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几声战马的嘶鸣远远地传来，那里有一片黑黝黝的山，一轮黯淡无光的月亮和几只从月亮下边飞越关山的大雁的黑影……明的是月、是霜，暗的是土地、是关山、是大雁，明晦相间，错综有致，何等萧杀、苍浑的一副水墨画。“黦地衰扬愁折"，是写近景，作者工笔细画,，连地上的霉斑，树上的折枝都清晰可辨。
“雁飞关月黑” 是写远景，作者则用写意笔法，城关、月色及飞雁均以“黑”字概括，浑然一片。这种处理方法，使画面真实而又深远。“雁飞”一词尤为“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整个画面开始浮动起来，透出生气。“霜裂马声寒特特” 一句，是作者故意配置的画外音，很好地烘托了画面的气氛，使读者见其景并闻其声，如临其境。但是，作者这段文字的用意并不仅仅在于写景，每一笔“景”都饱浸着“情”。作者看到的是“衰扬愁折”，听到的是“马声寒特特”，一“愁”一“寒”，分明是作者主观感受的外现。“雁飞关月黑”有客观的成分，但以作者的主观色彩为多。情景交融，物我两契，使得读者感受到作者那颗悲凉、沉痛的心，仿佛同样置身于一种阴森寒冷、满目凄然的境界里。
词的下片开始抒写羁旅游子欲行不得之时对亲友故人的思念。“目断浮云西北”，表现了作者登高远望的情态。关心阻隔路途迢迢，浓重的浮云将作者的视线遮断了。“断” 字意味深长，越发突出了词人形单影只的感觉。这样，“不忍思君颜色”一句自然地流贯出来。“君”是三首词共同围绕的中心。从羁旅之思论，当指故友亲朋，而谒金门实际上，它有着更深的社会意义，可以说，它是作者伤悼、依恋的清王朝的象征。结尾两句，作者把思绪收拢回来，回到对自身的伤怜上：“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客”与“故国”都以双关出现。今昔之慨，悲痛之音在重峰迭岭中回荡，产生了悠悠不尽的韵味。
此诗以回忆开头，为自己勾勒了一幅少年英雄形象。“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诗人少年时代，结交的朋友都是豪杰之士，座下骑的是金羁络头的骏马，身上穿的是鲜艳夺目的锦袍，腰间佩挂着龙泉宝剑，心里头没有什么疑难可怕之事，干什么事情都是所向无敌，马到成功。好一派豪放狂傲的气派！“赵与燕”，古云燕赵多豪杰，这里是借地名来比喻人。“金羁络马头，锦带横龙泉”是化用鲍照“聪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结客少年场行》）的句子，这或许是写实，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少年时代对功名的追求。“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这两句把少年李白志大无畏，藐视一切，以为事业必成，功名必得的自信和狂妄表达得淋漓尽致，传神至极。
李白少怀大志，要“济苍生”、“安社稷”，希图“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曾多次自比管晏，并以大鹏自喻，希望一展宏图。可是，后来“遍干诸侯”，“厉抵卿相”，都累累碰壁，累累失败。直到玄宗天宝二年（743年），诗人四十三岁时，由道士吴筠推荐，玄宗皇帝命他供奉翰林，成了担任起草文书之类的侍臣。然而，仅仅两年时间就被解职放还了。所以诗人在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天真和狂妄之后，接着说：“晚节觉此疎，猎精草太玄。寸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经历了四十多年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才觉得自己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太寸疎狂妄，太不切实际。为了求得寸名，少年的豪气和锋芒差不多消磨殆尽了；那世俗的社会，小人得志，鸡犬升天，不可能容得贤人志士。不如像杨雄写《太玄经》那样，探求宇宙人生的哲理，淡泊宁静地过日子。这里所谓的“晚节”，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其时诗人不过四十七岁，这当然是指诗人经历政治失败后的心境而言。“猎精草太玄”，用杨雄事。杨雄是汉代大经学家，早年也很有政治抱负，因参与王莽政变几乎丧命，后潜心学问。诗人援引杨雄的事例，表示效法之意。“寸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这两句与诗人的另一首诗《送族弟》中的“寸手无壮士，穷居使人低”两句很相似，都是愤世嫉俗之词，说明世俗卑污，正直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任用；即便侥幸得以任用，也不可能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因此，很自然地引出自己供奉翰林这段辉煌而短暂的历史来。
“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这几句写自己得到唐王任用的情况。由于好友吴筠的推荐，又得当朝宰相贺知章的赏识，玄宗皇帝亲自召见，金殿对策，口若悬河；命草蕃书，笔不停辍。玄宗大为高兴，御手调羹，宝床赐食，命供奉翰林，掌理文书。李白以布衣直接晋升翰林，一介书生，得此殊荣，这实在是他人生历程上辉煌的一章。所以，诗人感恩戴德又不无得意地写道：“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的确，李白开始非常兴奋，以为施展抱负的时机已经来到；殊不知当时的唐王朝已日趋腐败，危机四伏。玄宗与贵妃耽于淫乐，不理政务；李林甫等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安禄山等深得优宠，已有图谋。李白对此深为不满和痛恨，同时他的傲岸性格也为权贵们所憎恨。天宝三年（744年），李白就因谗谤而被革职放还，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帝京生活。“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这两句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段供奉翰林的词臣生活。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何况李白又是那种傲视王侯的人，危险性就更大了。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虽是夸张，但李白的傲慢可见一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注定了的。本想攀龙附凤，建功立业，不料反从云天中坠落下来，跌了个粉身碎骨。由于这次教训，诗人认清了政治的黑暗和险恶，决意退避三舍，去修身养性。
“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卧海不关人，租税辽东田。”这几句表示自己要认真修炼，砥砺高尚品性。首先以秋蝉自励。蝉生于土，升于高木，吟风饮露，乃是高洁的象征。郭璞《蝉赞》云：“虫之精洁，可贵唯蝉。潜秽弃蜕，饮露恒鲜。”接着以学道求仙寄托情怀。李白信奉道教，到处求仙访道。确有记载，说他炼过金丹，受过道箓。我以为李白决不会相信人真能修炼成仙，他这种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寄托而已。最后以高士管宁自勉。汉末管宁避乱辽东海隅三十余年，后魏文帝拜为大中大夫，魏明帝拜为光禄勋，皆辞而不就。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人或牛暴宁田者，宁为牵饲之，其人大惭。”文天祥《正气歌》也称道管宁“清操厉冰雪。”
最后写自己佯狂醉酒，辞别友人，回到了诗歌的题目上来。“乘兴忽复起，棹歌溪中船。”诗人本在一片淡泊宁静的气氛中守真励节，忽然来了兴致，便泛舟去游览。“棹歌”，是一边划桨一边唱歌，表现了诗人无拘无束的样子。“临醉谢葛强，山公欲倒鞭。”这里借用晋人山简的典故，形容自己的醉态。山简好酒，耽于优游。镇襄阳时，常常外出游嬉，每次必大醉而归。当地有歌谣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举鞭向葛强，何如并州儿?”“白接”，是一种白帽子，山简因为喝醉了酒，连帽子都戴反了。李白另有一首《襄阳曲》（其二）也是吟咏山简的：“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倒著还骑马。”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好酒的劲头不亚于这位山公，故常引为知己。“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最后点题，表明与“广陵诸公”辞别，表示自己要做一个狂人，做一个酒徒，随波逐流，苟且偷生。
这首诗文字虽短，但含量极大，差不多囊括了诗人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思想变化，展示了诗人从一个积极的狂人到一个消极的狂人的演变过程。这当然是李白的人生悲剧，但是，“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归根到底，诗人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