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诗是陶渊明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在马队旁边那样极差的环境讲解和校勘《礼记》所作。萧统《陶渊明传》说:“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从诗中“意中人”等语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诗从作者自己说起,诗人说自己养病在破败住宅的屋檐下,整日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除服用药剂和砭石之外还有不少空闲时间,于是想念起那些好朋友。但志趣已相去甚远不再是寻常事,路途遥远也不是什么真的原因。周续之先生正在著述孔子的学业,又有祖企、谢景夷二个在积极响应并将臻于完成。儒家的大道理已失传上千年了,此时又重新听到这些。马队并非是个讲习的场所,校勘书籍也确实够勤奋了。诗人表示应有自己的爱好,只是想与周续之等三人成为邻居。但愿能教导好自己的几个儿子,让他们跟随他到颍水之滨洗干净耳朵。诗中说,“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这本是令人高兴的事,但请几个饱学之士在马队旁边校书讲《礼》,而马队是武事的畜力所在,这就十分不协调了。诗人希望周续之、祖企、谢景夷能与自己成为邻居,听他们讲习《周礼》,以摒弃名缰利索,甘心与自己一起洗耳于颍水滨,即甘愿终生隐居林泉。
颖水滨,是巢父、许由隐居之地。这里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典故:许由因恶闻尧帝召其做九州长而洗耳于颍水滨。巢父牵着小牛来此饮水,说许由故意这样做给世人看,是想得到好的声誉,因此怕污染了小牛的口而牵着小牛到颖水的上游饮水去了。陶渊明诗中的“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便是巧用这个典故,并言“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就是说,买卖马匹牲畜的市场不是讲经的场所,勤勉校书也是徒然,以此善意劝导周、祖、谢诸子放弃一切尘念,一心一意做个真正的隐者。
陶渊明认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校书讲《礼》,十分勤苦,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值得赞扬;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未免滑稽可笑。所以诗中有称扬,也有调侃,最终以归隐相招,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诗中扬抑交替,最后善意相招,显示了陶渊明继承了传统的婉讽特色。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