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感事”，总指靖康、建炎以来的丧乱事变，诸如汴京被占，徽、钦二帝被俘，高宗播迁，以及公卿士大夫窜亡等。“感事”之“事”，蕴含广泛，非指一时一事。
此诗先写常年征战，让人不知该从何说起；接着连续用了“危左衽”“断卿龙府”“移白鹭洲”三个典故来表达北宋被灭、南宋偏安的现实；最后诗人以写景作结，菊花盛放与眼前凄凉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一句反问将内心的悲伤与郁闷表现出来，深沉曲折却哀婉动人。全诗情感委婉深刻，抑扬顿挫，真挚感人。
“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在百感交集之下，话却说自从头。自从靖康丧亡离乱以来，国事扰攘，国土日蹙，所不忍言；而兵争干戈之事方兴未已，竟未能望其止息。“那堪”、“竟未”，感慨苍凉沉至。
“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此句的意思是：公卿大夫害怕被金人所掳，化为夷狄之民，故而纷纷逃散。下句用《禹贡》：“江汉朝宗于海。”但陈诗此句，是切自己所在之地而言，因邓州是长江、汉水临近之地。“江汉故东流”，是诗人说自己一定要像江汉朝宗于海一样，追随建在东南的南宋朝廷。
“风断卿龙府，云移白鹭洲。”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以谄媚契丹，契丹封他为“儿皇帝”。辽大同元年（947年），契丹逼晋，并俘虏了石敬瑭之子石重贵，把他囚禁在卿龙府。北宋亡国以后，徽宗、钦宗被金人所掳，囚禁于五国城（五国城：辽国地名，后内附；划归卿龙府），其事与晋事相类。下句“云移白鹭洲”，当时宋高宗的朝廷移在扬州。这都是诗人所系念所感伤的事。
“云何舒国步，持底副君忧？“云何”，犹言如何；“持底”，犹言用什么。诗人说，自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纾解国难，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分担君忧。
“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浮。”上句亦《发商水道中》“世事本前期”之意。意云：今时势艰危如此，固非难以预料，而是事出有因。“吾生本自浮”，虽则前事有因，而我生本自飘浮。命运如此，为之奈何。
“菊花纷四野，作意为谁秋！”时势艰危如彼，身世漂泊如此，已足使人感伤。然则秋日卿花，纷披四野，作此秋日之荣秀，很难让人有观赏的欲望。
陈与义这首《感事》诗，确是逼近杜甫。从遣词用字上看，“那堪”、“竟未”，“危”、“故”，“断”、“移”等，都是沉实的字眼，有杜诗的风味。从比兴手法上看，“风断”、“云移”一联，以天象喻人事，也深得杜诗的兴寄之妙。至于以景抒情作结，又是杜甫即事咏怀一类诗作的常见章法。全篇苍凉沉郁，居然老杜气韵。比纪昀稍晚的南阳人邓显鹤，著有《南村草堂文钞》，他在一篇序文中说：“自来诗人多漫浪湖湘间，如少陵、退之、柳州及刘梦得、王龙标辈，皆托迹沅、澧、郴、湘、衡、永间，绝无有至吾郡者，有之，自简斋始。”又说：“简斋先生诗，以老杜为宗，避乱湖峤，间关万里，流离乞食，造次不忘忧爱，亦与少陵同。”“不忘忧爱”，是杜甫的大节，也是简斋的大节。用这四个字去看这首《感事》诗，正是十分契合。
词序中的辛丑，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一年为庚子，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据《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西太后和光绪自西安还京，并以珍妃上年殉节宫中，追晋贵妃”。所谓“殉节”，实是讳饰之词，西太后在逃离北京前，曾下令将珍妃推坠于宫井之中。洪汝冲的原词就作于这年的十一月。洪汝冲，字味聃(dan)，湖南宁乡人，有《候蛩词》、《蜕庵词稿》。洪汝冲《声声慢·落叶》：“银瓶坠水，金谷飘烟，西风一叶惊秋。凤宿鸾栖，等闲摇落飕飕。春工剪裁几费，肯随波，流出宫沟。吹梦紧，问人间何世，半晌淹留? 连理桃根犹在，甚花难蠲忿，草不忘忧。浸玉寒泉，昭阳往事今休。哀蝉莫弹幽怨，怕稠桑、无语凝眸。谁认取，满荒郊都是乱愁。”彊村这首词是和作，确如龙榆生铨释：“此为德宗还宫后恤珍妃作”(《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上片开端三句：“鸣螀颓墄，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就给人带来一股悲凉气氛。螀(jiang)，寒蝉。墄(ce)，台阶。颓墄，毁坏的台阶。蓬，蓬草。秋日枯萎，随风而飞。寒蝉鸣叫于毁坏的宫殿台阶之中，悲声哀景，映衬出劫后宫苑的荒凉景象。树叶纷纷坠飞，有如蝴蝶飞舞，剩下满目空枝。蝴蝶本与春风为伴，而在使生命凋零的秋风中，只有萎落、飘亡! 肃杀的气氛，美丽的形象，既切落叶词题，其中又隐现着珍妃的影子。“飘蓬人意相怜”，指光绪离京出逃如蓬草飘飞，也是指光绪在西太后的威迫下难以自主。相怜，说光绪对推坠井下死去的珍妃蕴含无限的怜爱之情，是深探心曲之辞。“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在光绪眼中，死去的珍妃有如一片离魂似的落叶，当年共处的往事昔情，历历难以忘怀，楼空人去，恍然如梦，在斜阳冉冉之中，如梦的往事旧情摇漾不已，隐约而又迷茫。 “相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回忆当年与珍妃相爱情景。相沟题红，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唐宣宗时，卢渥赴京应举，偶临御沟，拾得红叶，上有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宣宗放出部分宫女，渥得一人即题诗红叶上者。这里用以指光绪与珍妃两情眷好，似由天定。但珍妃不为西太后所喜，这里以“禁花”，即宫禁中的花，代指珍妃，“憔悴年年”，暗示珍妃为西太后所忌，心境极为抑郁。结尾的“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三句，寒信，寒冷的信息，指秋风。神宫，指光绪所居的宫殿。三句写秋风劲急，落叶纷坠，簌簌有声，如同凄凉的音乐。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赋《落叶哀蝉曲》。词中的“凄奏”、“哀蝉”，暗指此曲，反映光绪思念珍妃的凄凉心情，身分、感情相合，而又时时不忘紧切落叶词题。至此，秋风声，落叶声，哀蝉声，以及心中怀念逝去者的痛苦心声，融化为充塞天地的悲声。
下片“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三句，曲折道出珍妃被推坠宫井事。本想与珍妃相爱终老，却哪知无此缘分，原因在金井飞霜，隐约吐露了西太后的残酷无情，珍妃的逼坠井中的惨痛情事，从此被迫割断了与珍妃的缠绵情缘。“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表面上写落叶在旋风中飘扬如同起舞，实际上则是写光绪回忆与珍妃的歌吟生活，而这一切都成为永难返回的过去，追寻根源，不由感叹无端的恩怨造成了多少人间憾恨。“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诗意，切合秋深落叶题旨，同时更包含着《湘夫人》一诗中所抒写的人天悠隔的痛苦，那如梦、如云、如彩云、如落叶，如昙花的一现，那令人空惘、惆怅的幻灭之感，那浩茫难平的情思，正象那洞庭湖水一样。孟郊《湘弦怨》诗：“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这里作者把广阔的洞庭湖水、人天永隔的幽怨，与繁声促节的湘弦音声组合在一起，融化为一曲绵绵不尽的流恨，阴阴天宇，沉沉夜色，形象地染绘出一幅色彩阴暗的画面，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最后以“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结尾，“摇落”二字，总结全词，揭破题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其实，摇落又岂止是草木，人生的生死、盛衰，爱情的聚散、悲欢，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的深悲巨痛，刻骨铭心，时刻难忘，就如空山杜鹃不停止地泣血哀啼，吐诉不尽内心郁结蕴藏的哀伤。
全词紧扣落叶，但又不拘滞于表面的咏物，而是借落叶咏叹光绪与珍妃的悲剧，就光绪而言，他虽贵为天子，但却保护不了自己宠爱的妃子，在西太后的淫威下，眼睁睁地看着珍妃被活活的逼死井中，这既是帝运的衰落，实际上也是整个封建帝制的衰亡。作者将落叶的形象与珍妃的悲惨遭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落叶的飘零坠落之中，隐藏着珍妃的可怜影子。
朱淑真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词人，这首词写一位闺中女子（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在明媚的春光中，回首往事而愁绪万端。
上片“迟迟春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两句，描绘出一幅风和日丽，花香怡人的春日美景。“迟迟春日”语出《诗经·七月》“春日迟迟”，“迟迟”指日长而暖。“弄轻柔”三字，言和煦的阳光在抚弄着杨柳的柔枝嫩条。秦观《江城子》词：“西城杨柳弄春柔。”“弄”字下得很妙，形象生动鲜明。对此良辰美景，主人公信步走在花间小径上，一股暗香扑鼻而来，令人心醉，春天多么美好啊！但是好景不长，清明过后，却遇上阴霾的天气，云雾笼罩着朱阁绣户，犹如给女主人公的内心罩上了一层愁雾，使她想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看来开头所写的春光明媚，并不是眼前之景，而是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不然和煦的阳光与云雾是很难统一在一个画面上，也很难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云锁朱楼”的“锁”字，是一句之眼，它除了给读者云雾压楼的阴霾感觉以外，还具有锁在深闺的女子不得自由的象喻性。“锁”字蕴含丰富，将阴云四布的天气、深闺女子的被禁锢和心头的郁闷，尽括其中。
下片着重表现的是女主人公的春愁。这种春愁是由黄莺的啼叫唤起的。大凡心绪不佳的女子，最易闻鸟啼而惊心，故唐诗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之句。试想一个愁绪万端的女子，在百无聊赖之时，只好在午睡中消磨时光，午睡醒来，听到窗外莺声巧啭。不禁唤起了她的春愁。黄莺在何处啼叫呢？是在绿杨影里，还是在海棠亭畔，抑或是在红杏梢头呢？自问自答，颇耐人玩味。
这首词笔触轻柔细腻，语言婉丽自然。作者用鸟语花香来反衬自己的惆怅，这是以乐景写哀的手法。作者在写景上不断变换画面，从明媚的春日，到阴霾的天气；时间上从清明之前，写到清明之后；有眼前的感受，也有往事的回忆。既有感到的暖意，嗅到馨香，也有听到的莺啼，看到的色彩。通过它们表现女主人公细腻的感情波澜。下片词的自问自答，更是妙趣横生。词人将静态的“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引入黄莺的巧啭，静中有动、寂中有声，化静态美为动态美，使读者仿佛听到莺啼之声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流播到另一个地方，使鸟啼之声富于立体感和流动感。这是非常美的意境创造。以听觉写鸟声的流动，使人辨别不出鸟鸣何处，词人的春愁，也像飞鸣的流莺，忽儿在东，忽儿在西，说不清准确的位置。这莫可名状的愁怨，词人并不说破，留给读者去想象，去补充。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