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说是秋天偶然写成，细细分辨却可看出程颢的人生态度。就是心境悠闲，不慌不忙，丝毫不觉得任何压力。睡眠充分，精神充足，走出户外，放眼望去。以平静的心情去欣赏万物时，发现无一不具特色，各有其存在的道理，颇具自得的神情。春夏秋冬四时，也都有各自的美好风光与特殊胜景，这些都要靠人去品味。我们应该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享受自然的乐趣。
首联说自己心境清闲，事事从容，睡醒之时，红日高照。此处的“闲”，是佛、道两家宣扬的“心气和平”、“收心忍性”，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这均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是清静无为的化境。按照二程理学修养的程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首句“闲”的内涵，只有如此，才能“无事不从容”，即事事从容。从容的表现就是第二句描绘的“睡觉东窗日已红”。一觉睡醒，红日高照，满窗红亮。一、二两句可看作因果关系。以下进一步申述事事从容的结果，宣讲理学哲理。
颔联说世间万事万物，虽然纷纭变幻，千奇百态，但只要静静地观察，就能穷极物理、格物致知。程颢说的“格物”当然不是今人所说的科学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程颢说“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所谓“格物”就是“理与心，而人不能会之于一”，因此要去“私意”（存天理，去人欲），从内心大作文章。他们认为万物都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理。只有这样，春夏秋冬，四季佳景，才能和别人一样地同享共待。颈联进一步解释“自得”之境界。程颢所谓的“道”是同“形”一起来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即抽象概括，概括出的抽象原则叫“道”。“形而下”，指具体的事物，即“器”，而道与器的关系是道藏于器，即具体的器离不开抽象的道。道体之大，天地万物，风云变态，自然社会，无所不重，莫有不通。“思”就是思考，抽象、概括，亦即颔联所谓的“静观”。“思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结果，就可以抽象出道。这种“格物致知”的功夫，指导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就是尾联讲的“富贵不淫贫践乐”。按照二程的理学思想“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他们认为，天之生物有贵贱等级的区别，有大小，有长短，君子是大，小人是小，就是“天理”，因此程颢要求处富贵而不淫，安贫贱而自乐。男子汉若能修养到这一步，就是英雄豪杰，就是伟丈夫。
在生命的悲情与思考之下，诗人超越了一己的得失和现实的困境，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去提升人生的意义。这首诗表现的是道，是静观，静观就是去欲，四时佳兴就是去欲之后获得的快感，道通天地，才能够有这种感觉，所以富贵不淫，身处贫贱也感觉到快乐。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儒家观念，但是到了静观的境界，能够平静的看待世间一切，也就是真正的英雄了，这就是一种超越。
上片首二句本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开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这个“花深处”，就是指桃源。在郴州，词人为了排忧遣恨，不得不借酒解愁。醉眼朦胧之中，词人受潜意识的支配，仿佛觉得自己划起了小舟，正轻松自如地随着溪流浮泛，朝桃花源进发。路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词人十分欣喜，他左顾右盼，不知不觉中，已“林尽水源”，来到了“花深处”。阅读这两句，关键是要抓住“醉”这个核心词语。醉入梦乡，本是常事，所以说这两句是写梦境幻象。“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是词人神志清爽后的抱恨之言。佛教认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源。秦观在这儿是借“尘缘”指世俗之事，如名利一类，自是相对灵境而言的。假如自己不出来求仕为宦，就不至于有此时的迁谪之祸，这就是“尘缘相误”。在写法上，只说“尘缘相误”，隐去尘缘的具体内容，便产生空灵蕴藉，词情摇曳生姿的效果。此刻自己身受官府羁绊，即使想找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远僻之地平安度日也不可得——这就是“无计花间住”。
过片二句，勾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般的黄昏景象。“尘尘”“千里”尤给人天涯飘泊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 ”，与“烟水尘尘”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陆游《游山西村》）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上下片意脉不断。下片开头四句，乃是词人有意识地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他黯淡、感伤的心境。“烟水尘尘”，则前途渺遥可知；“千里斜阳暮”，暗示着词人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山无数”，正是阻力重重、难回朝廷的象征；“乱红如雨”，就是说美好事物正在横遭摧折。这四种景象并集一起，凝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词人虽无片言只语关涉愁苦，而愁苦、失望之情已溢满纸面。结句“不记来时路”，源于《桃花源记》。陶渊明说，武陵渔人出桃花源后，在返家的路上处处作了标志，“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个结句正暗应了题目和开头，道出了词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窘境和苦况，表达了他“抽身退步悔已迟”和“世外桃源不可得”的愁怛心绪。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诗歌开宗明义，沉痛地惋惜“事败”，即挽救汉王朝的事业到底失败了。孔融平素“喜诱益后进”，引为奥援。身遭罢黜后仍招纳羽翼，“宾客日盈其门”。自称“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杂诗》），公开植党与操抗衡。他又生性疾恶如仇，难守缄默，时复对操冷嘲热讽，“发辞偏宕，多致乖忤”；而且还经常公开炫耀自己“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自己嘴巴活像一个漏器，频频漏泄自己的活动信息，隐情溢乎辞表，曹操对此不能不提高警惕和采取对策。器不密则致漏，机不密则害成，事不可能不败。
“河溃”二句，巧喻双关。承“器漏”，仍含深自悔尤，引咎切责。蚁孔导致河堤溃决，猿穴引来大山崩坏。多言多失，不慎小节，造成孔穴，留下空于，足以败乱大事，与此正相类似。更深一层，作者用“山”、“河”二字暗隐汉家山河。蝼蚁卑微善钻，附羶趋利。猿猴能言不离走兽，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作者所选取的动物形象，暗比篡汉的野心家，语含谴责，憎恶情烈。
“涓涓不塞，终成溃河”（《周金人铭》）。屋顶天窗可以直通青冥幽深。“涓涓”两句似在警戒自己应当守口防意，谨小慎微；又似在暗示窃国篡位，其来浸渐，迹象可征。两解均堪耐人寻绎，似故弄玄虚，有意让人捉摸不定。
下边“谗邪”两句颇为显露。汉成帝时《黄雀谣》有“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句，系喻王莽败坏汉政，饰伪乱真。“谗邪害公正”可能暗引其意。“浮云翳白日”昭示奸臣蔽君迹象，揭发曹操当权、挟持天子实况。
“靡辞”二句表明自己进尽忠言，吐露词华；然而听者逆耳，全无效果。恰如繁花空开，并不结果。又《黄雀谣》中有“桂树花不实，黄雀巢其颠”之句，据《汉书·五行志》引注谓：“桂赤色，汉家象。花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像黄雀巢其颠也。”这里自不排斥作者对操、莽之间的篡逆阴谋，产生联想和比附。
“人有”两句哀叹满朝官员，大多二三其德，不能忠于汉室。“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与这帮人并列朝班，无非貌合神离，终必分道扬镳。此句颇有孤立无援、独木难支之感。
“三人”两句，说明流言可畏。城市本无猛虎，但经三人转述，便可惑乱视听，何况进谗者如郗虑、路粹之流，又决不止三人；而曹操原本疑忌自己，身遭横祸注定难免。此句重在说明造谣传播者多。胶漆一类物质难溶于水，但长期浸渍，同样也会稀释离解。此句重在说明中伤由来已久。
于是作者最终以极其沉痛的语调，作无可奈何的结笔。“生存多所虑”，活着倒是千忧百虑，无时或已，不如“长寝万事毕”，让身死来解脱苦恼，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都听任它了结去罢。
全诗叙喻错综。或单叙，或先叙后喻，或连续用喻，造成笔法参差多变。引事运典灵活，或隐括，或变用。而以双关、假托、暗示、含蓄等讽刺艺术手法，揭示曹操篡汉野心。作者持身贞正，志意高迈，秉性刚直，不畏邪恶，幼龄即曾冒死私藏党人，并与其兄争承官府罪责。又曾因面斥权贵，几遭暗杀。诗如其人，读时如感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凛然生气，故远非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摹拟的《临终诗》所能企及者。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篇赋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它假托“白发”与其主人的对话来构成全篇，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对不重真才实学、只看外表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这篇赋语言朴素，寓言深刻，托讽味长，形式别具一格。
这篇赋表面上的意思比较好理解：当世用年轻之士，年长者无用，作者对此有怨，用了曲折表现的手法，借白发之言说出。但这还不是本篇要揭示的实质问题。赋中说：“贾生自以良才蝇异”，“四皓佐汉，汉德光明。”无论年少、年老，都应以德、才作为录用升迁的标准。所以赋的后一部分说：“曩贵耆耄，今薄旧齿……虽有二毛，河清难俟。”这与赵壹《刺世疾邪赋》中所说“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的意思一致。
左思生活的时代门阀制度森严，政治腐败，左思出身寒门，故一直受压抑而不得展其怀抱。“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当时的普遍状况。所以这篇看来诙谐的游戏之笔，实是基于作者辛酸经历之上的愤慨之作，只是表现得含蓄隐晦，鉴于种种原因，不便明言罢了。
这篇小赋语言朴素，行文幽默，形式别具一格，乃是在六朝抒情短赋中别具一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