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词人游览雨岩见到的景色。第一句“溪边照影行”，是点题，写游人；第二句“天在清溪底”，写清溪和蓝天；第三句“天上有行云”，写行云；第四句“人在行云里”如同电影中的定格，总写溪、人、云，展示了水底的一个画面。作者在这里所描写的人、天、云都不是实体，而是水中的倒影。清清的溪水，不但是雨岩的优美景色之一，而且也成了词人摄取这张风景小照的胶卷。游人的身影、碧蓝的天空、飘动的浮云，都通过清清的溪水映现出来。“人在行云里”这样神奇美妙的景象，真可谓巧夺天工，不但使描写的景物高度集中，而且意境更为清新活泼，整个画面非常生动，所描写的景物，全部处在变化之中，溪水自然是流动的，游人漫步岸边——“影行”，白云飘转空中——“行云”，这就使画面充满了动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说上片的写景，重在刻画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下片的抒情，则是着力描绘声音。哗哗的流水，飘荡的上声，不仅使寂静的山谷增添了生气，也为上面的图画配上了音乐。
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贵藏于内……于言外有所感触。”蓦然读去，这首词意境优美，静中有动的图画，配着富于形象的上声与音乐，平易通俗、流畅自然的语言，也令人赞叹不绝。但仔细咀嚼，就会发现：作者把辛酸的感触，藏在迷人的画面背后；把满心的苦闷，融于优美的乐律之中。题目中的“独”字，已经为全词规定了基调，透露出苦闷的气息。下面的内容，自然全都围绕“独”字展开，所以起拍第一句就是“溪边照影行”。这一画面里，只有一个倒映在水中的人影，点出了“独游”，而比“独游”更深刻，因为它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在这特定的氛围里，那清清的溪水，蔚蓝的天空，飘动的白云，这些美好的景物，也染上了凄凉冷清的色彩，成为词人表达孤独之感的衬景。“人在行云里”，不止是倒影交织的画面，也写出了词人不苟随世俗的决心和孤傲清高的品格，暗写了自己遭受打击的原因。内心澎湃的激情和遭受压抑的苦闷，终究是掩遮不住的，“高上”正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和发泄。然而，并没有人能理解他，与他相和的，只是空谷里的溪水。词人的“独”唱，同哗哗的水声，从声音方面渲染了凄凉忧伤的气氛。这种“高山流水少知音”的感慨，是他内心苦闷的表现；而这种“曲高和寡”的情景，正是他收复中原的主张不能得到采纳的写照。那幽深寂静的山谷，那溪水漂浮的残花，不能不说带有象征意义。所以，这首词表面上是记游，描写水光山色，实际上处处贯注着词人愤激的感情，表现了词人遭受排挤、闲居家乡、有志难伸的苦闷和寂寞，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不满和对国事的关心。他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又不忘怀于世事，正表现了词人退居时期的内心矛盾，说明他并没有因自然风光的优美而陶醉、而颓废。
这首词通过记叙独游雨岩的情景，抒发了遭受打击、闲居乡里的苦闷，反映了作者内心的不平和对国事的系念。同时，这首词构思新颖，剪裁精妙。题为“独游雨岩”，作者就在“独”字上作文章，上片写“形”独，下片写“声”独。随即带出了雨岩的优美景色，如清溪、蓝天、行云、山谷等。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境清新自然而又沉郁，景愈美，愈可反衬出词人的不平与愤懑。语言通俗流畅，以虚写实，虚实结合，高度集中。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这首词的高度艺术性。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于此可见。
清代乾嘉时期岭南的著名诗人和画家黎简，有诗云：“七十二峰倒江水，俯见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万寒虬龙。”其构思与辛词同，可见辛词影响之远。
这首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遗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而不知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
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其文章和诗歌，都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是在他初踏入仕途的那年所作，诗中谴责了贵族特权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不忧国家前途的丑恶行经，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诗意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类似。
首句“绿原青垅渐成尘”，落笔便把题中“旱甚”二字，变成生动的形象状入读者眼帘，让人们看到在旱魔面前，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黄尘四起的严重灾情。一个“渐”字，说明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抗御旱情。从下文的“汲井”二字更可见出，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旱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句“汲井开园日日新”，紧接上句而来，但这里所书的“汲井开园”者并非是焦虑于垅亩之间的农民，而是指“权门”贵族。在特大干旱面前，特权贵族的府第里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派人“汲井”抗旱保花，而且还在不停地扩建新园，在花匠奴仆汗水的浇灌下，各种花卉长势奇好，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儿。这里的“日日新”与首句中的“渐成尘”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愈显出达官贵人们所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而是一己享乐。
第三句“四月带花移芍药”，写在严重旱灾面前“权门”的所作所为，点出题中“移芍药”三字。芍药带花移植本不易成活，但是，在“权门”的新“开园”中，没有怒放的奇花是不够惬意的，于是，“权门”就急令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这里，“权门”所忙碌的是“移”花，而农民所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从这一对比中，就更可看出“权门”全然不念农民的疾苦，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享乐，从而显露出其官服下所掩盖着的丑恶来。
结句“不知忧国是何人”，是诗人针对“权门移芍药”一事所抒发的感慨。“权门”本有君命在身，重权在握，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的苦乐为念，但是，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袭来的时候，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忧国”忧民的贤达，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不知”二字是明明知道，却故作糊涂，含有浓烈的讽刺意味。“忧国”二字是诗人思索问题的核心。联系“永贞革新”的历史来看，结句不啻是从本质上宣布了特权贵族不恤民苦、不忧国事的一大罪状，具有剑与火的战斗作用。
除了把深刻的政治思想附丽于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特色之外，这首诗的诗题对诗句的提领也颇值称道。诗句中并没露出“权门”的字样，要不是诗题中点明“移芍药”的主体是“权门”，诗的战斗性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似剑如火的地步的；有了“权门”二字的提领，读者就可以明白“汲井开园”的主体为何人，从而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另外，语言清新，对比鲜明，诗意含蓄，也都是这首诗歌不容忽视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