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处处浓墨重彩,勾勒出美轮美奂的帝京气象,既体现出作者的无限激情,又体现出一个年轻官员志得意满的豪俊之气,客观上也展示了仁宗时期国泰民安的熙熙景象。
上片写元宵节张灯结彩、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当春天重返人间的时候风景哪里最好,词作开篇以设问的形式表达出词人对京城元宵的喜爱之情。接下来,词人以铺叙的笔法具体描述汴京元宵的美丽热闹。“万重”以下二韵五句述元宵张灯结彩的情景,高入云天的彩山,层层叠叠,出神入化,构成了一片崇山峻岭,仿佛把本无山峦的汴京城带进了重峦叠嶂之中,而且是金碧辉煌的仙人之境。数不清的华贵银钮照耀在绛紫色的巨幅帷幕上,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是在仙界还是在人间。绛幕前不时有龙腾虎跃,把汴京的夜晚变成了人与自然、人与天界完全融合的奇幻世界。千万重彩色丝帛搭建成一座座像山岭一样金碧辉煌的彩楼,各式彩灯点缀在红色的帷帐上,还有各式各样的龙形灯、虎形灯,腾挪跳跃,甚是好看。“沙堤”以下几句则述元宵车马。只见长长的道路上,华美的车子来来往往,奔走在王侯贵人们的府第前。
下片写人们的游乐与狂欢。“雍容”以下六句,述热闹场景。人群熙熙攘攘,街市恍如白昼,还有各种表演,有美若天仙般的女子表演歌舞,还有的表演各种神仙府第的故事。在“锦街天陌”,也就是在京城的锦绣街道上,人们衣着华美,襟袖飘香,携手观灯,一路欢歌。“月淡”句,转写自然环境,月色淡下去了,计时的漏声渐稀,天快亮了。此表明元宵狂欢,夜尽欢未尽,虽然天快亮了,但游玩的人并未散去。末句为青年词人心迹的自我表白:在这样纵情欢游之夜,年少狂热的年轻人当尽兴畅饮,不醉不归。
本文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文章开端,先以美好闲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引出一个质朴自然化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原来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高踞人民头上为私利互相攻伐的统治集团。这个幻想中的桃花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通过对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桃花源中的家庭多为主干家庭(三代同堂),从“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从“男女”、“黄发”、“垂髫”这三个词便可以看出此点。
文章的结构也颇有巧妙之处。作者借用小说笔法,以一个捕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开头的交代,时代、渔人的籍贯,都写得十分肯定,似乎真有其事。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引入到迷离惝恍的桃花源。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读者就会感到隔远,作品的感染力也就会大打折扣。“不足为外人道也”及渔人返寻所志,迷不得路,使读者从这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退回到现实世界,心中依旧充满了对它的依恋。文末南阳刘子骥规往不果一笔,又使全文有余意不穷之趣。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此诗开头八句,作者诉说自己政治上“穷拙”的遭际。在“只今道已塞”的景况下,他日暮饮酒,酷爱诵读《楞伽经》和《楚辞》,以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已看破官场的黑暗内幕,仕进的前途已经被阻塞,所以产生了“心已朽”的心态。这时他已二十一二岁,诗云“二十”,当为约数。“人生”两句,表达了很深的人生感叹。
第九句至第十六句,写陈商的景况。先形容他寒酸落拓,穿着布衣,雅尚礼仪,他不肯追逐时尚,苦学古文辞,不像时人追求委靡的骈偶文风。次叙他的家很少有人来访,门庭冷落,连车轮的印迹都冻结起来,门前的榆树在夕阳照射下拖着瘦长的影子。这里,写景凄凉,与前文写人“凄凄”相呼应。黄昏时节来寻访作者,固守苦节,春气亦为之郁结不畅。以上八句诗,描述陈商的形貌、品格及其遭际。
第十七句至第二十四句,称颂陈商的品格并表示师法陈商的心意。前四句写华山之高峻,用暗喻手法,比喻陈商人品、才学之崇高。后四句,说公卿们纵使不看重陈商,作者也不能禁口不称赞,他还要师法陈商,宁愿终日箕踞长坐,也不肯奔走权贵之门。诗句生动地表达出作者钦佩陈商的心仪和景行仰止的态度。
第二十五句至第三十二句,诗思又回到自己身上。“朴樕”两句,是自谦之词,承上言,作者才不及陈商,不论何时,都不能成材。“礼节”以下六句,说到作者官职卑微,身为奉礼郎,专司礼仪,与作者的性格相背悖,形容憔悴,如同祭祀后被人抛在路边的刍狗。风雪天在斋坛值班,身穿黑色祭服,神气态度犹如承事箕帚的奴婢。诗句备述作者任职时所受的屈辱。
诗的最后两句,巧妙运用古小说的典故,表达出宏大的志愿。这层诗意,涵盖陈商和作者两人,说何时天眼张开,他们像古剑那样鸣吼而飞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李贺诗中,“剑飞”“剑吼”之意象屡见,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临岐击剑生铜吼”(《开愁歌》),此诗又云“剑吼”,都有自喻之意,期望实现理想,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全诗先分别写李贺、陈商,后写李贺师法陈商,再写李贺直斋坛的情景,各用齐整的八句诗为一个诗段,最后两句,以两人同时收结,形成单起双收的结构特征,自始至终将诗人和陈商交糅起来描写,写李贺,其中有陈商的神骨;写陈商,其中有李贺的气质,完善地创造出诗篇的结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