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政治抒情诗 。《唐诗鼓吹评注》谓 ：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李克用占据邢 、洛、 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采用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就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夺掠晋、绛、河中一带 。百姓家破人亡 ，赤地千里 。大顺二年春正月 ，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 。 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下此诗。
首联“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的意思是：皑皑白雪覆盖着巍巍太行，重峦叠嶂，高耸在晴朗的天空。红日、白雪、蓝天，色彩鲜明，宛若浮雕。时令已是早春二月，莽莽郊原依然是北风狂舞，寒意料峭。一个“尚”字，用得极妙，写出了诗人的心境和感触。目之所见，体之所感，丝毫没有春意。景色之美，气候之寒，更衬出诗人心中的悲凉。两句为下面的“感事”，渲染了气氛。
颔、颈两联，一连串用了四个历史典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和感叹。用典，是古典诗中常用的一种形象化的手法。一首诗中过多地用典，往往会弄得诗意晦涩难明。《金桥感事》虽连用数典，却不觉难懂。诗人正是在曲折变化中，贴切地表达了难以直言之隐旨，把抽象的感情变得形象化、具体化了，题旨亦因之更为突出、鲜明。“饮马”，是用《左传》故事。公元前579年，晋楚战争中，楚军骄横狂妄，扬言“饮马于河（黄河）而归”。这里比喻李克用有“饮马于河”的军事野心。因为李克用的军队，早在公元883年（中和三年）与黄巢作战时，就已打进过帝都长安，故说“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用了北齐斛律光射落雕鸟的故事。“雕”是一种鸷鸟，猛健善飞，不易射得。这里用斛律光的英勇善射，暗喻实力强大的李克用将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这句是说李军正蓄谋打过太行山。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笔锋一转，由述古喻今进而抒感言怀。诗人没有直抒胸臆，仍然是借用典故来表达。“百年”句用了周朝辛有的故事。周平王迁都洛阳时，大夫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必将沦为戎人居住。辛有死后，戎人果然迁居于伊水之滨。诗人在藩镇割据的混战中，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他不可能直陈其事，但又不能不说，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根本没有作用。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诗人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这句，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这次对李克用的用兵。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中以情景交融之笔结束全诗。夕阳西沉，长亭遥对，哀笳一曲，戍烟四起，在这般战乱凄凉的环境中，一位“惊时感事俱无奈”（见其《重阳日荆州作》）的诗人，独自忧愁、感伤。胡笳，是一种乐器，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感情。这里用一“哀”字状胡笳声，不仅把客观世界的声音同诗人主观世界的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暗示着这次战争的失败，必将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戍烟”，戍楼的烽烟，与在太平时节的缭绕炊烟全然不同，给人一种动乱不安的感觉。二句十四字，把情、景、事，声、色、形，熔铸于一炉，真是极尽精炼概括之能事。
全诗情感激越，悲愤凄怆，诗人的忧思愁绪，在诗中层层推进，千回百折，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心潮起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皑皑白雪覆盖着巍巍太行，高耸在万里晴空重峦叠嶂，高耸在晴朗的天空；早春二月的潞州郊野依然是北风狂舞，寒气滚动。
李克用早有饮马黄河自立为王的野心，因此他一定会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过太行山东。
唐王朝灭亡的日子即将到来，多么希望皇上能采用魏绛的办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
夕阳西沉，长亭遥对，心中悲痛到极点，忽然一曲哀伤的胡笳声又从戍楼的烽烟里传入我的耳中。
注释
金桥：地名。唐属潞州，在今山西长冶市西南。事：唐昭宗大顺元年，沙陀藩镇李克用进据河北道南部的邢、洛、磁三州。朝中大臣们多数反对发兵讨李，而昭宗却采纳张浚的主张草率出兵，结果三战三败。李军势如破竹，昭宗被迫于大顺二年（891）二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罢张浚官。
太行：山名。即太行山。
朔风：北风。
饮马：让马喝水。后也有军队进驻之意。
射雕：指善于射雕的人。雕：是一种鸷鸟，猛健善飞，不易射中。
山东：太行山以东的地区。
百年徒有伊川叹：用《左传》中典故。诗中用此典故来喻指唐朝的不祥国运。
五利宁无魏绛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大夫。诗中用魏绛事隐曲地批评了对李克用的讨伐用兵。
笳：胡笳，汉时流行于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乐器。
戍烟：边防戍楼用以报警的烽烟。
这是一篇政治抒情诗 。《唐诗鼓吹评注》谓 ：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李克用占据邢 、洛、 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采用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就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夺掠晋、绛、河中一带 。百姓家破人亡 ，赤地千里 。大顺二年春正月 ，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 。 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下此诗。
首联“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的意思是：皑皑白雪覆盖着巍巍太行，重峦叠嶂，高耸在晴朗的天空。红日、白雪、蓝天，色彩鲜明，宛若浮雕。时令已是早春二月，莽莽郊原依然是北风狂舞，寒意料峭。一个“尚”字，用得极妙，写出了诗人的心境和感触。目之所见，体之所感，丝毫没有春意。景色之美，气候之寒，更衬出诗人心中的悲凉。两句为下面的“感事”，渲染了气氛。
颔、颈两联，一连串用了四个历史典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和感叹。用典，是古典诗中常用的一种形象化的手法。一首诗中过多地用典，往往会弄得诗意晦涩难明。《金桥感事》虽连用数典，却不觉难懂。诗人正是在曲折变化中，贴切地表达了难以直言之隐旨，把抽象的感情变得形象化、具体化了，题旨亦因之更为突出、鲜明。“饮马”，是用《左传》故事。公元前579年，晋楚战争中，楚军骄横狂妄，扬言“饮马于河（黄河）而归”。这里比喻李克用有“饮马于河”的军事野心。因为李克用的军队，早在公元883年（中和三年）与黄巢作战时，就已打进过帝都长安，故说“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用了北齐斛律光射落雕鸟的故事。“雕”是一种鸷鸟，猛健善飞，不易射得。这里用斛律光的英勇善射，暗喻实力强大的李克用将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这句是说李军正蓄谋打过太行山。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笔锋一转，由述古喻今进而抒感言怀。诗人没有直抒胸臆，仍然是借用典故来表达。“百年”句用了周朝辛有的故事。周平王迁都洛阳时，大夫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必将沦为戎人居住。辛有死后，戎人果然迁居于伊水之滨。诗人在藩镇割据的混战中，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他不可能直陈其事，但又不能不说，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根本没有作用。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诗人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这句，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这次对李克用的用兵。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中以情景交融之笔结束全诗。夕阳西沉，长亭遥对，哀笳一曲，戍烟四起，在这般战乱凄凉的环境中，一位“惊时感事俱无奈”（见其《重阳日荆州作》）的诗人，独自忧愁、感伤。胡笳，是一种乐器，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感情。这里用一“哀”字状胡笳声，不仅把客观世界的声音同诗人主观世界的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暗示着这次战争的失败，必将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戍烟”，戍楼的烽烟，与在太平时节的缭绕炊烟全然不同，给人一种动乱不安的感觉。二句十四字，把情、景、事，声、色、形，熔铸于一炉，真是极尽精炼概括之能事。
全诗情感激越，悲愤凄怆，诗人的忧思愁绪，在诗中层层推进，千回百折，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心潮起伏。
公元890年（大顺元年），朝廷发兵征讨藩镇李克用，战于太行山一带，三战三败。次年，诗人在潞州金桥（今山西上党）凭吊战场，写下此诗。
此诗前两句是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少妇独守空闺，沉浸于相思，不忍更衣；借弹筝自遣寂寞，又不忍回屋。诗人借用女主人公心理活动来展示其独守空房的哀怨，曲尽其妙；代写思妇心境，抒发内心空虚的痛苦，更显深刻细腻生动，流露出女主人公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怨情，表现出诗人诗艺的功力。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点明时间，夜幕初临，月充刚刚从东方升起，秋露虽生，却还微薄稀少，说明天气已经凉爽，但还不觉寒冷，给人一种清凉之感，烘托出女主人公清冷孤寂的心情。这与下面一句正好相互呼应，由于天气已凉，所穿的轻盈细软的罗衣，已感到单薄了。但还不觉得寒冷难忍，所以还没更换衣服。字里间隐隐充溢出女主人公因秋凉需要更衣而思念远方丈夫的情愫。
“银筝夜久殷勤弄”写女主人公的弹筝行动，实际是以乐曲寄情。讲述女主人公一直在室外弹筝，从月亮初升一直到夜深，仍然在频频弹拨，丝毫没有回房的意思。实写女主人公迷恋弹筝，以至废寝忘餐。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并不是因为爱弹筝爱得入迷才这样，而是“心怯空房不忍归”，以揭穿了女主人公内心处的秘密。
“心怯空房不忍归”以巧妙的构思和奇特的表现方法，通过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独守空房的哀怨。写女主人公在深深思念着远出的丈夫，夜不能寐，不愿独守空房，只有借弹筝来排遣凄凉寂寞的情怀。房空，心更空虚，其情悲切。
此诗前两句是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诗人描写了一种清冷的景象，以此为“背景”，再写女主人公的“衣着”，以衬托其孤寂。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接写“弹筝”的行动，似迷恋乐曲，实际上以乐曲寄情。末句画龙点睛，通过正面抒情，对思妇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顿觉无限幽怨之情跃然于纸上。
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
第一首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诗作一开始就渲染出一种阴冷、低沉、压抑的氛围：北风劲吹，强敌压境。诗人似乎看到了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也似乎更深一层看出了社稷倾危，江山难保。突骑：突人对方阵地的精锐骑兵。
“三秦形胜无古今，千里传闻果是非”。紧承上两句，诗人的这种担忧还是真的表现出来了。在一声反问中引出了自己内心的沉郁隐痛，悲愤、沉痛、失望的心情溢于言表。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这两句是作者在得知岐阳陷落之后的设想。句中几处地方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表现出入侵者的凶狠、残暴、野蛮，同时也流露出元好问同情老百姓，心忧国难的思想感情。
“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这两句直抒胸臆，悲慨沉痛，语短情长，感人肺腑。
第二首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元好问身在南阳，却心系失陷的岐阳，写岐阳失陷，又回顾了十年战乱带来的惨状，可谓思绪悠长。“暗”字巧妙渲染出战地暗无天日的场面。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诗句从“望”字生发开去，望中已知音讯断绝，望中如闻陇水呜咽，望中悬想沦陷中的岐阳，从而为下面对岐阳空城的描述作了铺垫。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这两句情感极其低沉悲痛。江淹《恨赋》：“试望平原，蔓草萦骨。”元好问在本诗中加入“有情”二字，使自在生长的野蔓草也变得灵动起来，而且还注入了感情的力度，可谓力透纸背。接下来，面对夕阳残照的空城，作者呼天抢地，责问蒙古军屠城罪行。人们读后，不禁一陲魂颤。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如果说上一句的质问还比较笼统，这一句的质问就落到实处了。诗人责问上苍，痛恨蚩尤，表现出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惨无人道战争的极端憎恨。
第三首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面对积弱不振的现状，诗人痛苦地反思过去，回顾历史，希望从中找出重振国家的良方妙策。
“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这两句和前两句都是描述金朝全盛时的景况。诗人有好几处运用典故，意在说明往日的繁盛与强大。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猎猎是风吹的声音，潇潇是水流的声音，诗人连用两个象声词，极其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岐阳城的荒凉与冷清，与往日的繁盛热闹人声鼎沸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
“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全诗在悲怆的抒写中，陡然引入了对险峻华山的描绘，颇能让人产生几分突兀之感，其实这样写不仅是慨叹由于人为的防备不足，使险要的山川、天然的屏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也隐含着元好问愤愤不平的书生意气。宋玉《大言赋》有“长剑耿耿倚天外”之句，元好问在本诗中以倚天长剑比喻险峻的华山。意在提醒金朝统治者要加强防务，可谓在沉痛中见警策。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全词大半写景，写景却栩栩如生，或视、或听、或声、或色，描绘一幅真切动人的送别场景，上片先写在戏马台西送别友人时的眼前景物，下片拓展意境，进一步通过寓情于景的手法加深了依依惜别的情意。
寓情于景。这是这首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全词大半篇幅写景，有点泼墨如云的劲头。
上片先写在戏马台西送别友人时的眼前景物：远处，隐约见到一个女郎的盛装映照在浅浅的溪水之中，天空云气稀薄，零星小雨仍在下着，路面上泥泞倒也无多。
而随着词人在郊野上行进的脚步，下片也拓展了境界：昨夜大雨滂沱，原来干涸的池沼已经涨满了秋水，天已傍晚，茂密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黄莺的啼鸣，前方还有扑入人的视野的大片入秋枯萎的野草。这种种景物只有“红妆照浅溪”略具美感，而因“缥缈”充其量带有几分朦胧美，其余基本色调则是灰暗、荒凉。所以尽管词中对有关情事仅略予点明——“送君”、“行人肠断”，见出送别之意，对抒情主人公触目伤怀，感极而悲的情绪，还是可以深切体认的。质言之，词人是借萧瑟、凄凉的秋景，来写伤别之情。
诗中有画。这体现了词人在创作中的一种审美追求。这种审美追求，来自对唐代诗人与画家集于一身的王维诗、画作品的深入体悟，也与词人持有诗画一律、诗词一体的艺术见解密不可分。在这首词创作中，词人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感官方面的功能，运用白描手法，将远近、高下、隐显、明暗等不同的景物收入画幅，绘出了一长幅秋景图，就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
对面着笔。这可以从末句“行人肠断草凄迷”看出来的。词人说，面对一片凄凉而模糊的衰草，友人会极度伤心的。单就这一句而论，可以说是情景交融，而从表现别情的角度来说，则是从对面着笔。当然，写友人离别的悲伤，乃是为了深一层地表现词人自己的悲伤，因而有花面相映之妙。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