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即景抒怀的诗。首联写“晚次鄂州”的心情。浓云散开，江天晴明，举目远眺，汉阳城依稀可见，因为“远”，还不可及，船行尚须一天。这样，今晚就不得不在鄂州停泊了。诗人由江西溯长江而上，必须经过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直抵湖南。汉阳城在汉水北岸，鄂州之西。起句即点题，述说心情的喜悦，次句突转，透露沉郁的心情，用笔腾挪跌宕，使平淡的语句体现微妙的思致。诗人在战乱中风波漂泊，对行旅生涯早已厌倦，巴不得早些得个安憩之所。因此，一到云开雾散，见到汉阳城时，怎能不喜。“犹是”两字，突显诗人感情的骤落。这二句，看似平常叙事，却仿佛使人听到诗人在拨动着哀婉缠绵的琴弦，倾诉着孤凄苦闷的心曲，透纸贯耳，情韵不匮。
次联写“晚次鄂州”的景况。诗人简笔勾勒船舱中所见所闻：同船的商贾白天水窗倚枕，不觉酣然入梦，不言而喻，此刻江上扬帆，风平浪静；夜深人静，忽闻船夫相唤，杂着加缆扣舷之声，不问而知夜半涨起江潮来了。诗人写的是船中常景，然而笔墨中却透露出他昼夜不宁的纷乱思绪。所以尽管这些看惯了的舟行生活，似乎也在给他平增枯涩乏味的生活感受。
三联写“晚次鄂州”的联想。诗人情来笔至，借景抒怀：时值寒秋，正是令人感到悲凉的季节，无限的惆怅已使我两鬓如霜了；我人往三湘去，心却驰故乡，独对明月，归思更切！“三湘”，指湖南境内，即诗人此行的目的地。而诗人的家乡则在万里之遥的蒲州（今山西永济）。秋风起，落叶纷下，秋霜落，青枫凋，诗人无赏异地的秋色之心，却有思久别的故乡之念。一个“逢”字，将诗人的万端愁情与秋色的万般凄凉联系起来，移愁情于秋色，妙合无垠。“万里归心对月明”，其中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迢迢万里不见家乡的悲悲戚戚，亦有音书久滞萦怀妻儿的凄凄苦苦，真可谓愁肠百结，煞是动人肺腑。
末联写“晚次鄂州”的感慨，写诗人有家不可归，只得在异域他乡颠沛奔波的原因。最后二句，把忧心愁思更加地深化了：田园家计，事业功名，都随着不停息的战乱丧失殆尽，而烽火硝烟未灭，江上仍然传来干戈鸣响，战鼓声声。诗人虽然远离了沦为战场的家乡，可是他所到之处又无不是战云密布，这就难怪他愁上加愁了。诗的最后两句，把思乡之情与忧国愁绪结合起来，使此诗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这首诗，诗人只不过截取了飘泊生涯中的一个片断，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写得连环承转，意脉相连，而且迂徐从容，曲尽情致。在构思上，不用典故来支撑诗架；在语言上，不用艳藻来求其绮丽；在抒情上，不用泼墨来露出筋骨。全诗淡雅而含蓄，平易而炽热，读来觉得舒畅自若，饶有韵味。
这首送别诗之特色有二，一为构思新颖，二为叙事与写景融洽无间。
一般送别诗，都是就送别场面着意渲染尽情描绘，如名作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和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等莫不如此。而此诗除末句略点送别之意外，送别场面并无一句具体描写，但依依惜别之情却十分浓郁，并不亚于上举各个名篇。究其原因，是诗人善用腾挪手法，将描写重点挪到了送别之前，将其写足，而写到送别时，一点辄止，把送别的具体情景全部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
阔别已久的老友通宵促膝夜语，古代诗文中也多有描写，或连榻夜话，或秉烛夜谈，或同床偶语，不管是那一种情况，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在家中，在室内。而此诗的通宵夜语，却在舟中。于是诗人就抓住舟中夜晚这一典型环境中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作细致的描写，以渲染气氛，抒发感情，从而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首句叙诗人与阔别重逢的老友在月光朗照中深谈至后半夜，等到想睡时已经显得太迟了。次句描写“满身凉露”的情景，既补充了两人交谈之深、时间之长，以点示时间已到了深夜，又暗示是在舟中交谈的，并且两人谈兴极浓，一点也不觉得时间之漫长和夜露浸身之寒凉。三句继续写景：鸡声连续不断，寺庙晨钟声骤起，原来天已亮。此句与第二句同为传神之笔，不仅暗示了两人实际上彻夜未眠，还强烈地渲染了两人又将分手、各奔前程黯然神伤的气氛，顺利地引出了第四句。读到这里，不觉使人联想到杜甫的名句“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游龙门奉先寺》），感悟到某种人生的哲理。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