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从榕影度轻舫，更傍溪光抚曲栏。
鸿雁来希空怅望，梅花开早未初寒。
喜君万里同情话，明月清风足佐欢。
直从榕影度轻舫，更傍溪光抚曲栏。
鸿雁来希空怅望，梅花开早未初寒。
喜君万里同情话，明月清风足佐欢。
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段为第一部分，总写童年视觉敏锐，喜欢细致地观察事物，常有意想不到的乐趣。第二段至篇末为第二部分，具体写童年观察景物的奇趣。这篇散文表现了作者儿时富于想象、幻想的一段趣事，文字朴素自然，情感真挚，语言生动。
第一部分（第1段），总写童年视觉敏锐，喜欢细致地观察事物，常有意想不到的乐趣。“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既反映小孩子视觉敏锐，又表现出孩子的稚气、天真。“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说明作者小时候善于细致地观察细小事物，看到细微的事物中那些别人所不能看到的妙处，产生超然物外的乐趣。
第二部分（第2段至篇末），具体写童年观察景物的奇趣。
先写夏天观察蚊飞的乐趣。“夏蚊成雷”是夸张又是比喻，这里则是“我”从蚊群嗡嗡的声音与闷雷声相似的特点联想到雷声。而把蚊比作鹤，也是蚊子的体形、长足与鹤相像，这是孩子们的联想。这些联想不但照应了第一部分的“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同时也为下文作了铺垫。“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心里这样想，眼前就果然出现了群鹤飞舞的景观。这是在前文联想基础上的想象，这正是“物外之趣”。而“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之冲烟而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为之怡然称快”，又是“我”创造性的联想和想象，进一步体现了物外之趣。同时也反映了“我”的知识丰富，但活动范围狭小，没有机会和条件接触“青云白鹤”的实景，靠着丰富的想像仍然可以领略到书本上图画上所描绘的“青云白鹤”的实景。再写“我”观察土墙、花台和小虫争斗的乐趣。这里写“我”观察花台草木，“以丛草为林，以虫蚊为兽”神游其中，仍是表现“物外之趣”的。而观虫斗、驱虾蟆的故事，不但紧扣“趣”字，说明“我”观察入神，而且还能表现“我”的真正可爱，天真无邪。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诗人“久在樊笼”之后，终于回归田园，他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就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的情景，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片自得之意，那正是摆脱了官场的机巧，清除了尘俗的应酬“复得返自然”之后的深切感受。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
诗人的身心俱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柴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墟曲中：一作墟里人。墟曲，墟里、乡野。曲：乡僻。披：拨开。这两句是说，经常涉足偏僻村落，拨开草丛相互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这两句是说，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
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麻桑，可见他在劳动中同农民也有了共同语言。在诗人看来，与淳朴的农人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与充满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土:指被开垦的土地。这两句是说，我田桑麻日渐长高，我垦土地日渐增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霰：小冰粒。草莽：野草。莽：密生的草。这两句是说，经常担心霜雪降临，庄稼凋零如同草莽。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他的喜惧。庄稼一天一天生长，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遭到自然灾害，毁于一旦，心怀恐惧。这里的一喜一惧，反映着经过乡居劳动的洗礼，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纯朴了。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以及心境的恬静。全诗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