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颇有独到之处。作者不是像《国风·邶风·谷风》那样采用如泣如诉的怨愤之语出之，也不是像《卫风·氓》那样采用回忆倒叙的方式出之，而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巧遇场面，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一对离异之后的夫妇的心理状态和各自的感受，从而鞭挞了喜新厌旧者的灵魂，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夫权。诗用叙事之笔开头：“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从“故夫”一词，可以知道“采蘼芜”的主语是弃妇。古人认为佩蘼芜可以多子。弃妇于此物本无所用，而现在上山采摘，暗示她已经再婚。在她满载而归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故夫”。巧遇时的情状如何，诗中没有直说。但“长跪问故夫”一语，侧面说明“故夫”的脸上颇有几分惭悔之色。若是怒目相向，则弃妇就决不会“长跪”相问了。弃妇被无端遗弃，缘“故夫”的喜新厌旧，所以这次巧遇，她倒要故意问问新妇的情况了。
“复何如”，犹言又怎样，话中不无谴责之意。“故夫”于惭悔之余，不得不以实情相告。“新人虽言问”，尚属自我解嘲语，忸怩之态可掬；“未若故人姝”，才是真切语，懊悔之情如见。“颜色类相似”句，活画出喜新厌旧者的心理。当初弃妇被逐，自是“颜色”不如“新人”之故。而“新人”入门既久，渐成旧人；弃妇转嫁他人，已成他家“新人”。“故夫”以喜新厌旧之目光视之，转觉己之“新人”，与已成他家“新人”之弃妇，颜色无复区别，岂止无复区别，从“手爪不相如”一句，知“新人”亦已招厌。“新人从门入”两句，余冠英有精辟的分析：“两句必须作为弃妇的话才有味，因为故夫说新不如故，是含有念旧的感情的，使她听了立刻觉得要诉诉当初的委屈，同时她不能即刻相信故夫的话是真话，她还要试探试探。这两句话等于说：既然故人比新人问，你还记得当初怎样对待故人吗？也等于说：你说新人不如故人，我还不信呢，要真是这样，你就不会那样对待我了。这么一来就逼出男人说出一番具体比较。”（《乐府诗选》）这段分析，从语言环境和人物心理两方面揭示了文字之外的丰富的潜台词，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新人工织缣”以下六句是故夫从新妇的女工技巧不及前妻，怨“新人不如故”。这六句具体比较，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一般来说，女子被休弃，总是要蒙受恶名的。古时有所谓“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的“七出”之条（参《大戴礼记·本命篇》）。这位妇女的被休弃，看来与七条都不沾边，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喜新厌旧者要抛弃妻子，可以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如手脚笨拙，劳动偷懒之类。现在通过“故夫”自己的口来与“新人”作比较，说明弃妇手脚不笨，劳动并不偷懒，这就使弃妇蒙受的恶名完全被洗刷了。诗写到这里已表现出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再者，喜新厌旧心理在封建社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心理所以能在男子身上发展到无所顾忌地赶走妻子、另寻新欢的地步，不能不说是封建制度赋予男性以夫权的结果。此诗特意让男子自述其行为的乖张无理，实际上是对封建夫权的不合理作了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最后六句的男子比较之词，不仅使弃妇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而且全诗的主题思想也深化了。另外，截取巧遇场面虽适宜于描写眼前事，却不易展示诗中人物与事件的过去和未来；而篇末让男子作一比较，不仅弃妇过去的生活情况、劳动态度与所遭不幸，一切了然，而且连“新人”今后将遭受何种命运，亦可大致预见。故此种匠心安排，使时空领域大为开拓，而作品的容量亦有逾常品了。
这首赋细腻地描写了蝉的生活习性及其倍受其它天敌进攻的处境，赞颂了蝉正直清高、与世无争的品格。以此抒发自己忧谗畏讥、无力摆脱摧残的凄苦之情。全文描写形态逼真，惟妙惟肖，构思奇巧，语言丰赡，寓意深刻，堪称用一个悲哀的形象，抒写了一首英雄的悲歌。
此赋则详细地描绘了蝉的形象和品德，称赞蝉“实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这是一种君子的形象。作者指出除了这些黄雀、螳螂和蜘蛛之外，蝉最大的敌人就是“狡童”。狡童用长竿沾上粘胶，更是使蝉致命的原因。这种写法带着一种幽默感。作结论的乱辞将蝉比喻为品格高洁的伯夷和柳下惠，表示了对蝉的最高赞誉。
此赋描写蝉所处的环境是危机四伏而使它无法逃避，只有一死。树上有黄雀、螳螂，空中有蜘蛛，地下有草虫。处处是陷阱。逃入花园，又有狡童袭击即使没有这些，秋霜下降，终归枯槁而丧形。这种众害纷聚一身而无法逃脱死亡的悲哀，是曹植对人生彻底悲观的总结，只希望留名于后世了。这种蝉的命运也正是作者曹植生世的写照，表达了作者对于命运的深深不平和无限忧患。
这首词是写暮春时节，晴天白昼，游故地怀故人。
上片开头三句是写景，晴天飞云、水边轻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境界。“做弄得”是渐渐使得的意思。接着“驻马”、“旧时”点明故地重游，也是写人：词人在这美好境界的桥西停下了马，并且把马系在他过去也曾经还是那样翠绿，但是，昔日“翠陌寻春”的人不见了，而且眼前周围也没有人，只好漫问晴梢小桃故人消息，而小桃却是无语的。风景依旧，人事全非，令作者感到伤情。而可恨的燕莺，不了解词人的痛苦，更不抚慰词人的痛苦，却隔如雨乱红飞去。
下片开头四句写感慨，好像是另笔，实际仍然是上片的“闲情”的发挥，并没有断了词意。接着两句，进一步写怨恨、写愁。前面系过马的晴上。“旧时”两字告诉读者，这是故地重游了。在故地见到昔日的芳晴还活着，只是说“怨恨”难于诉说，只是说“愁如许”，而此处则是到了“断肠”的地步了，到了要写“此意”“都无新句”的地步了，可见其怨恨之深，愁之深。最后两句以何时再见故人——仙侣作结，点明了题意。
此词通篇白描手法，借景抒情，将词人重游故地却物是人非的感慨和怀念故人却无处寻觅的愁怨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