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是《浪淘沙》组诗的第七首,写的是八月十八钱塘江潮。
钱塘江,又称为浙江。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形成著名的钱塘潮。钱塘潮以每年的夏历八月十八在海宁所见者为最壮观。潮水涌来之时,潮头壁立,波涛汹涌,有如万马奔腾,成为古往今来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此诗的首句“八月涛声吼地来”,写潮来之势,由远而近,以一个动词“吼”字,突出涛声逼近的感觉。第二句写潮势达到顶点时的壮观场面。悍湍的潮头,昂扬着数丈高的身躯,撞击著两岸的山崖。一、二两句,以“吼地来”和“触山回”相对照,描写出潮涨潮退的全过程,语气上的急转,更衬托出潮势的奔腾急遽。据《海宁县志·浙江潮略说》,钱塘江口有两座山,其南曰龛,其北曰赭,并峙于江海汇合之处,即所谓海门。第三句以“须臾”承接第二句,由开头的动境描写转入对潮去之后的静态描写。当潮水退出海门之后,呈现在诗人面前的是什么呢?汹涌的波涛以另一种形态展示出他的气概——波涛卷起沙堆似雪堆座座。文字表面上看已不是写潮水,实际上恰恰正紧扣起句“吼地来”,以潮去后留下的又一奇景,更衬托出八月潮吼地而来、触山打游的壮观场面。全诗不事雕琢,流走飞动,而又紧凑洗练,显示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才能。
少游词的基本风格为雅丽,但也有少量俚俗之作,吴梅曾举俚俗之词数首,惟不及此。可见此词既雅又俗,殊难界定,可以雅俗共赏视之。
“玉楼深锁薄情种”,意谓词中女子被“薄情郎”深锁闺中。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一般称男子为薄情郎或薄幸,这里的“薄情种”概指夫婿。古代女子极少与外界接触,遇到夫婿外出,自有被深锁玉楼之感了。
词在介绍环境、引出人物之后,便以情语抒写长夜难眠的心境。“清夜”,写夜间的清冷沉寂,“悠悠”状夜晚的漫长。悠悠春夜,闺人独处,备觉凄凉。而着以“谁共”二字,则更加突出孤栖之苦。又以问句出之,便渐渐逗出相思之意。此时她惟见一床绣着鸳鸯的锦被、一双绣着凤凰的枕头。凤凰鸳鸯,皆为匹鸟。这对单栖的女主人公来说,无异是强烈的对比、辛辣的讽刺。鸟儿尚且成双作对,人儿反而孤眠。因此说是“羞见”。这二字用得极好,既通俗,又准确。以“羞见枕衾鸳风”烘托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极为贴切。歇拍“闷则和衣拥”,清人彭孙通谓“新奇之甚”。可这里俚语,也就是话在人民口头的语言,一般雅词中是不用的。少游这里用了,就显得真挚、坦率,富有生活气息。在这一句中,“闷”字似更为要紧,女主人翁因为被玉楼深锁,无人共度长夜,所以心头感到闷得慌。闷而无可排解,只得和衣拥衾而卧。因此这一句是上阕的结穴所在。
下阕写女主人翁梦醒。她拥衾而卧,似乎睡着了,人梦了。依词意,她似乎梦得很甜美。但刚刚人梦,就被城门楼上传来的画角声惊醒。“无端画角严城动,惊破一番新梦”,意境好似李清照《念奴娇》中的“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不过这里的新梦是被画角声所惊醒罢了。梦被惊醒,睁眼看看室内,照理应该仍是“羞见枕衾鸳风”,仍是“闷则和衣拥”。然而这样写,词情便没有发展,境界更显得重复。于是词人宕开一笔,从室内写到室外。
室外的景象,同样写得很冷静,但语言却变得更为雅丽一些。此刻已到深夜,月亮洒下一片清光,地上铺着浓重的白霜。月冷霜寒,境界极其凄清。这也是主人翁心境的写照,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有我之境”是也。在此境界中,主人翁似乎谛听着外面的一切,刚听罢严城中传来的画角声,又传来一阵哀怨的乐曲——《梅花三弄》。听《梅花弄》而曰“彻”,说明她从头至尾听到最后一遍,其耿耿不寐,可以想见。这结尾二句,紧承“梦破”句意,针门一线,衔接得妙,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刻画主人翁长夜不眠的情景,从而突出“忆故人”的“忆”字,语言清丽,情致雅逸,留有余味,耐人寻绎。
这首词借景叙情,以烟霞泉石的真淳古淡,反衬出尘世的污浊纷攘,寄托了词人蓄之已久的“尘泥免相浣,梦寐见清颍”的思想情趣。全词语句清新自然,诗意又古朴雅致。全篇自然倾泻,真情实感流露笔端。
上阙起首“滩声荡高壁,秋气静云林”,首先摄入其笔的,是“滩声”之壮,“云林”之静。词人先以滩声之笔,点出了洛阳龙门的特有景色,起到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荡”字为传神之笔,写出了水急声喧的非凡景象。“静云林”也写出了秋日风和、云止林静的特有画面。词人写景,用笔甚简,以短短的二句,包容龙门山水之胜,一动一静,有声有色,相映成趣,其间融进了词人对祖国河山的由衷热爱。下面笔锋陡转,以“回头”一语领起,将远在北面的古都洛阳的“尘土一何深”重重提出,恰与此地明洁的云林景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对照的不单一是自然景色,还有关于仕与隐,争竞与安恬,以及对其间苦与乐的观感、评价,都隐寓于中,表达了词人厌弃利名追逐、世俗扰攘的情操。继而,词人又紧扣人事,连用两个典故,来比况其挚友李长源情怀高朗,卓而不群。以以前风景之趣喻人生处世之道,由景道情,极其自然。词人借古人之事对挚友激励,劝勉,宽慰,语意委婉,真情可见。“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二句似承转,由不计较世俗议论得失,转到徜徉山水、怡然自得的心理情态。既写出词人自己的志趣与认识,又用以进劝友人。
上阙由景物推向人事,又从人事兜回景物,终于二者融会于青山一笑之间,转折开合,严谨自然。下阙,自然地转入龙门登览的情状抒写。
龙门胜景,美不胜收。在短小的词篇里,若具体称述,难免顾此失彼。故而,词人于下阙中以一问句发端,运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典故,总说龙门景色的丰富多彩,既补充了词人笔下的画面,回应了上阙首二句,又使词意含蓄蕴藉,耐人回味。如此风光,梦中亦所向往。词人此次与李长源是专程游龙门,用“留眼”字亦表出此处景物极吸引人,大可留连赏览。正由于有上文对龙门景色的渲染作铺垫,所以,下文的抒情自然流出。词人声称要在此酣饮长歌,唤取山花山鸟相伴,欣赏天籁之音,在飞瀑流泉、鸟鸣花放的优美环境中陶冶性情,并感染对方,使其同自己一样远离尘俗,洁身自好。这里一方面表现出词人对和平、安定、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污浊的黑暗现实的否定,同时,也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感情在其身上的体现。末二句写龙门山上泉声泠泠,清美动听,直用左思《招隐》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成句,承接自然。
该词在艺术上的特点有三:
其一,巧用对比,笔势连转,利用画面和意绪的多重变换与剪接造成了令人惊艳的效果。写奇景,出奇笔,成奇趣,这也是遗山词的一个重要审美追求。
其二,词境恢宏阔大又自然清新,上阕写龙门山水动人心魄,下阕写山花山鸟又摇曳生姿,雄健中不乏深婉。
其三,多用典故成句但化用无痕,古朴雅致又不失晓畅直白。上阕连用三典,下阕后半直接拈来杜甫诗“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以及左思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用典的密度和力度不逊辛弃疾,但却丝毫不见板滞与晦涩,与词境融合圆美,语如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