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朱敦儒曾作渔父词六首，这首是其中之一。
绍兴二年，朝廷“访求山林不仕贤者”（《二老堂诗话》），作者被召，回到临安，先后任秘书省正字，兼兵部郎官及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等官职。后又被劾，罪名是“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宋史·朱敦儒传》）李光反对议和，为秦桧所忌，而遭排斥，朱敦儒也因此止仕。陆游说他“居嘉禾，与朋侪诣之，闻笛声自烟波间起，倾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周密《澄怀录》）他自己也有词《好事近》记道：“失却故山云，索手指空为客，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过着远离世俗的生活。
这首词的开头“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写出作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潇洒疏放的襟怀。“活计”两句，勾勒出一位渔父的形象。
在词作中描写渔父的形象，在敦煌曲子词中就有了。如：“倦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渔竿。棹向碧波深处，几重滩。”（《浣溪沙》），这实际上是徜徉山水的隐士生活的写照。
这里的渔父形象，实际就是作者晚年的写照。他长期住在嘉禾，过着远离俗世的生活，所谓“醒醉无时”、“披霜冲雪”，都是指安闲自得，自由自在。
下片写的晚景，更是景色迷人。请看，夜晚来临，一轮新月升起在天空，月光洒满大地，水天一色，万籁俱寂，只有孤鸿的身影时隐时现。在这样一幅山水画中，一位渔夫，也是作者自己，在静静地垂钓……。
作者所描绘的鸳鸯湖，即浙江嘉兴南湖，那儿“波平岸远，酒酽鱼肥”，渔舟泛浪，萎荷沁香，引得许多画家、文人讴歌之。唐人张志和有渔父词，元代画家吴镇曾“笔之成图”，并写下八首《酒泉子》，“鸳湖春晓”，即其中一景：
湖合鸳鸯，一道长虹横跨水。涵波塔影见中流。终日射渔舟。彩云依傍真如墓。长水塔前有奇树。雪峰古甃冷于秋。策杖几经过。
与这些词作相比，朱敦儒的这首渔父词，当然是上乘的山水风物词。只是词人退隐之后，对于国事的关切逐渐淡漠，这是很可惋惜的。他曾月夜泛舟吴江垂虹亭，流连忘返：“放船纵棹，趁吴江风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萧萧枫叶。万顷琉璃，一轮金鉴，与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银汉争白。”（《念奴娇》）进一步表示要“洗尽凡心，相忘世尘”。而不再是当年在“南海西头”时，“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浪淘沙》）那种痛心中原沦陷敌手的悲恨心情了。
这是一首送别词，苏轼的友人梅庭老到上党（今山西长治）任学官，苏轼便写了这首词送他。《浣溪沙》词调，苏轼以前的词家手中，大抵只用于写景抒怀，而此词却用来写临别赠言，致力于用意，有如文章之序体，从而开拓了小词的题材内容。
“门外东风雪洒裾”是写送别的时间与景象。尽管春已来临，但因春雪，而气候尚很寒冷。而“飞雪似梅花”的情景，隐含无限惜别之意。这时有“雪洒裾（衣襟）”，而不言“泪沾衣”，颇具豪爽气概。次句即有一较大跳跃，由眼前写到别后，想象梅庭老别去途中，于“山头回首望三吴”，对故园依依不舍。这里作者不是强调三吴可恋，而是写一种人之常情。
第三句再进一层，谓“不应弹铗为无鱼。”这句用战国齐人冯谖事，冯谖为孟尝君食客，曾嫌不受重视，弹铗（宝剑）作歌道：“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战国策·齐策》）。此句意谓梅庭老做了学官，不必唱归来了。同时又似乎是说，尽管上党地方艰苦，亦不必计较个人待遇，弹铗使气。正因为意思在两者之间，语气显得尤为诚恳。
过片音调转高亢：“上党从来天下脊”。意谓勿嫌上党边远，其地势实险要。盖秦曾置上党郡，因其地势高，故有“与天为党”之说。杜牧《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为天下之脊。”作者《雪浪石》诗亦云：“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贷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可以参读。
“先生元是古之儒”此称许梅庭老有如古之大儒，以天下为己任，意谓勿以学官而自卑。此句与上句形成一联，笔力豪迈，高唱警挺，足以壮友人行色。然而，不免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上党是要地，梅庭老又是大儒，为何不委以大任，而任“学官”这种小角色呢？
末句补说，“时平不用鲁连书”。承接上句，用鲁连的典故，表达了作者劝勉和同情之意。鲁连，即鲁仲连，战国齐人，曾在赵国游学，当时正逢秦国围攻赵国，魏国派人劝告说赵国奉秦王为帝，鲁仲连力排众议，使赵国保持了独立。后来，齐国大将田单攻打聊城，久攻不下。鲁仲连修书一封，用箭射入城中，劝说守城燕将，燕将看到书信后，犹豫不定，哭泣三天后自杀。田单收复聊城后，想封赏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史记》对鲁仲连评价很高。因上党是赵国旧地，当时宋辽早已议和，所以说时代承平，梅庭老即使有鲁连那样的奇妙计策，也没有用的地方。此句既有劝勉梅庭者随遇而安之意，又有对其生未逢时不得重用之遭的同情。
这首词全词仅六句，却寓义曲折深远，既同情于友人，又开导他努力工作，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想用自己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去影响友人，出语洒脱却发自肺腑，真挚动人。
“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秋寒已至、初霜割蒲的农人劳作景致，“寒事”、“初霜”点明主旨，秋寒的物候时节，交代“刈渚蒲”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高寒、肃杀之氛围。
“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运用比喻手法，贴切自然，把“挥镰”、“拂水”渲染成“转月”、“连珠”，间接描写出鲁东门外深秋割蒲草的“挥镰”“拂水”劳动场面，意在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创造了财富。为下文称赞“蒲草”作铺垫。
“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生动形象地以夸张手法，赞美蒲草比帝王豪贵之家所用的“龙须”更可贵，表达出诗人对蒲草的可贵有独特的见解。
“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承接上文，讲述诗人对蒲草“最可珍”的作用，勾勒出一幅蒲草织作玉床席、清静夜晚躺欢娱的景致，侧面烘托出农人刈蒲以作编织之用，点明题旨，紧扣诗题“鲁东门观刈蒲”，陈述了诗人见农人刈蒲的纪实。
“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借用谢脁《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讲述出所咏之蒲草的品性，“不畏”、“素尘”更显得蒲草高洁纯净、“最可珍”。
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鲁东门外农家深秋割蒲的劳动场景，并以夸张手法，赞美了蒲草的可贵与作用。在诗人笔下，蒲草经过农户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妙笔生花，富有浪漫色彩。刈蒲时“挥镰”、“拂水”的比喻，透露着诗人对农事劳作的喜爱，是丽句；“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则是警策之句，似有评击上层贵族奢华放纵、穷奢极侈，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