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在记述春秋时代齐楚两国的这场外交斗争时，并不是用叙述语言来记述它的过程，而是把“出场”人物放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个性化语言和“交锋”方式，把这场外交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直到双方达成妥协，订立盟约。这样，即使我们明白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性质及其过程，又让我们看到了各具情貌的四位历史人物。楚国两位使者，特别是作为楚成王“特命全权代表”的屈完，沉稳冷静、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坚毅果敢、不为威武所屈的外交风范，机智灵敏、随机应对的外交智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作为政治家的管仲，他那熟悉历史、谙于事故、无理也能说出理来的外交才情，以及齐桓公那种虽然骄横霸道、软硬兼施，却也不失身份的霸主形象，也都让我们过目难忘。总公，阅读欣赏此文，不像是读史，倒像是看一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外交斗争话剧。
此文作为记叙外交斗争的一段史体散文，在语言的运用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双方出场人物，虽然使用的都是各具情貌的外交辞令，但并不觉得做作、生硬。而且，即使针锋相对，也不金刚怒目；即使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厉色。尤其是楚国两位使者的语言，更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此文有的选本题为《齐桓公伐楚》，怕远不如以《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为题好，因为此题虽然多了三个字，却较切合此文的中心内容。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题目确实是文章的眼睛和窗子。
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
词的上片所写的境界，在唐宋词中并未少见，像温庭筠《杨柳枝》中的“一渠春水赤阑桥”；韦庄《菩萨蛮》中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欧阳修《采桑子》中的“绿水逶迤，芳草长堤”……总有某种相似之处。然而细细品味，却有所不同，它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将画境、诗意、音响感融为一体，在美学上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首句“拍堤春水”，让人感到风吹浪起，湖水轻轻地拍打堤岸的声音；而堤上的杨柳倒挂湖面，轻轻拂水，像是有声，然而却非常细微。再看看水中，瓣瓣落花，随波荡漾，种种色彩，阵阵幽香，都作用于读者的感官。然而词人并未到此为止，他要把这垂杨、流水、落花写足，于是又添上一对对鸳鸯。它们在湖上自由自在游戏，一会儿嬉弄花瓣，一会儿又用小嘴去咬下垂的柳梢。这一“噆”字看上去有点冷僻，然却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鸳鸯动作的迅速与细巧。添上鸳鸯，整个画面就活了，完整了，并且充满了生意和动态美。
词的下片转入抒情。词人把镜头对着小楼，只见珠帘卷处，一位佳人露出淡雅的新妆，在这新妆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她那件柳黄色的春衫。“春衫是柳黄”，同上片的“垂杨”是一样的颜色，人的装束与周围的环境取得了和谐一致。下面接着摄下佳人的一幅剪影：她背着斜阳，凭阑凝望。至于她的容颜和表情究竟如何，词人并未从正面予以描画，而仅仅从侧面着笔，写她的风神，写她的情韵；只是最后“风流暗断肠”一句，才用作者的主观评价给她的情绪淡淡地点上一笔哀愁的色调。整个下片的立意，似从唐人王昌龄《闺怨》诗来。王诗云：“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严羽强调“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沧浪诗话·诗辨》）。严仁此处，似得其妙悟。这词的下片同王诗颇为神似，前面几句同样自然轻快，后面同样一个转折，表现了轻微的哀怨，而熔裁衍化，已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这首词的基调是轻快灵妙的。上片写落花流水，剔除了古典诗词中那种习见的伤感；下片写少妇登楼，也不着重表现伤怀念远。全词笔致轻灵，意境新颖，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另外词的下片还注意艺术上的藏和露的关系，露出的是人物最富特征的春衫和倚阑的身影，隐藏的是人物的思想感情。好比画家笔下的断山云雾，在几座峰峦之间留下空白，让幽深的意境隐藏在白云笼罩之下。这就留下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去想像，去回味。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