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现实和诗人境遇的不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衡岳》和《山石》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但两者风格明显有别。《山石》写得清丽飘逸,而此诗则写得凝炼典重。
诗人通过仰望衡岳诸峰、谒祭衡岳庙神、占卜仕途吉凶和投宿庙寺高阁等情况的叙写,抒发个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为自己投身蛮荒之地终于活着北归而庆幸,一方面对仕途坎坷表示愤懑不平,实际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抗议。
开篇六句写望岳。起笔超拔,用语不凡,突出南岳在当时众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远道来访的原因。“我来”以下八句写登山。来到山里,秋雨连绵,阴晦迷蒙;等到上山时,突然云开雨霁,群峰毕现。整段以秋空阴晴多变为背景,衬托出远近诸峰突兀环立,雄奇壮观,景象阔大,气势雄伟。“潜心默祷若有应”句,借衡岳有灵,引起下段祭神问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乃全诗的核心。韩愈游南岳,虽不离赏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祭神问天,申诉无人理解、无处倾吐的悒郁情怀。在叙写所见、所感时,肃穆之中含诙谐之语,涉笔成趣。最后四句写夜宿佛寺。身遭贬谪,却一觉酣睡到天明,以旷达写郁闷,笔力遒劲。末句“寒日”,呼应“秋雨”、“阴气”。全篇章法井然。
这首诗的思想价值虽不高,艺术表现上却有特色。全篇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色彩浓重,语言古朴苍劲,叙述自由灵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双句末尾多用三平调,少数收尾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重而不浮,颇具声势。
文章开始便高屋建瓴,寥寥几笔,就得心应手地勾画出太湖景色的特点:烟波浩渺,群峰绵亘,重涯别坞,幽谷曲隈;并用天下山与水的不能相称,反衬太湖山水的相得益彰,进而概括出滨湖诸山的共同特点:挟湖为胜。文章后半段,作者以王维未能审时度势,致染“羯胡之膻”,反衬王氏父子明时退隐之智;用王维所居辋川别墅的不足,反衬宝界山居能擅千里湖山之胜。全文巧于用笔,善于衬托。
第一段是描写太湖的奇山秀水。太湖的美,在于山水相衬,相得益彰。作者认为,天下之山,得水而悦;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借水而妩媚,水因为山而灵秀,相互修饰弥补对方的缺陋。而五百里太湖,浩瀚澒洞,群峰出于万顷波涛之中,为中原绝不可见的奇观。湖中有数十个岛屿,号称七十二山,实际可以称山的不及其半,如果把所有的洲渚矶浮都算在内则又不止七十二个,正如文中所说:“群峰出于波涛之间以百数”。其中较大的有湖东南的东、西洞庭山和湖西北的马迹山。四面群山环绕,港汊相连,草树繁茂,曲折幽深,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处处都可以说是仙灵栖息之所。作者以神话传说中的“海外绝岛”相比,称之为“中州无有”,表达了无限向往和赞美之情。
文章第二段接着叙述为宝界山居作记的经过和感想。宝界山在太湖鼋头渚,有宝界桥与无锡市区相连。从锡山出发,渡过五里湖,舍舟登岸,便到了王氏父子隐居之处。据传宋人钱绅退休后曾卜筑于此,明清时其遗址尚存。东南有山门,下岭可通石塘,风景与作者早年读书的万峰山相似,“皆挟湖以为胜”,可以尽览湖山之美。登上宝界山向西南眺望,湖中的马迹山和作者所居的长兴县,“往往在残霞落照之间”。反过来说,从长兴向东北望去,也可以看到宝界山。这里通过遐想,将作者与山居主人联系起来,既表达了对王氏父子的仰慕之情,同时也使文章更加富于诗意。
最后一段议论,用意在于称赞王问和王鉴父子二人不慕功名富贵能够激流勇退,为当时的士大夫所不及。文章对王维在安史之乱中滞留长安,未能“引决”,以至“一失足遂不可浣”,虽不免过于苛求,却也反映出作者对气节、人格的看重。
归有光虽然没有到过宝界山,但他对太湖的山川地理十分熟悉,他任职的长兴县,地处太湖西南,与北岸的无锡隔湖相望。湖中和湖周的许多名胜古迹,他都去考察和游览过,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全文结构严谨,脉胳清晰,夹叙夹议,文字简洁,不仅介绍了少为人知的宝界山居,而且对太湖风物的描绘尤为生动具体,展现出“东南巨浸”的宏阔图景。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不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不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不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不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不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不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