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上片起二句:“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蜀中与故乡山阴距离之远,为后文写思家和思念仲高之情发端。“写得家书空满纸”和“流清泪”二句,是为着写思家之情的深切。“空满纸”,情难尽:“流清泪”,情难抑,作者的伤感,深深地感染着读者。作者道不尽的酸楚,岂是“家书”能表述清楚的。“书回已是明年事”句,紧接写信的事,自叹徒劳;又呼应起二句,更加伤感。一封家信的回复,竟要等待到来年,这种情境极为难堪,而表达却极新颖。
前人诗词,少见这样写。这一句是全词意境最佳的创新之句。这种句,不可多得,也不能强求,须从实境实感中自然得来。陆游心境如此,感触自心中油然而发,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下片起二句,从思家转到思念仲高。“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巧妙地借“寄语”流水来表达怀人之情。红桥,在山阴县西七里迎恩门外,当是两人共出入之地,词由桥写到水,又由水引出扁舟;事实上是倒过来想乘扁舟沿流水而到红桥。词题是寄仲高,不是怀仲高,故不专写怀念仲高专写怀念高,只这二句,而“兄弟”一呼,已是情义满溢了。
况寄言只凭设想,相寻了无定期,用笔不多,而酸楚之情却更深一层了。陆游离开南郑宣抚使司幕府后,经三泉、益昌、剑门、武连、绵州、罗江、广汉等地至成都;又以成都为中心,辗转往来于蜀州、嘉州、荣州等地在奔波中年华渐逝,已年届五十,故接下去有“行遍天涯真老矣”之句。这一句从归乡未得,转到万里飘泊、年华老大之慨。再接下去二句:“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典故用自杜牧《题禅院》诗:“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陆游早年即以经济自负,又以纵饮自豪,同于杜牧;而后老大无成,几丝白发,坐对茶烟,也同于杜牧。身世之感相同,自然容易引起共鸣,信手拈用其诗,如同已出,不见用典的痕迹。这三句,是向仲高告诉自己的生活现状,看似消沉,实际则不然。因为对消沉而有感慨,便是不安于消沉、不甘于消沉的一种表现。
这首词从寄语亲人表达思乡、怀人及自身作客飘零的情状,语有新意,情亦缠绵,在陆游的词中是笔调较为凄婉之作。它的结尾看似有些消沉,而实际并不消沉,化愤激不平与热烈为闲适与凄婉,又是陆诗与陆词的常见意境。
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三家诗义同。关于“受祖”的意思,唐孔颖达疏云:“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清魏源《诗古微》说是“祭祖受福”。而宋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内容是“咏歌文王之德”,其《诗序辨说》又谓“《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则既斥《毛序》所说为“梦呓”,又不满《诗集传》“语殊泛泛”,认为“此盖祭祀受福而言也”,“上篇(指《大雅·棫朴》)言作人(《大雅·棫朴》第四章有“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之句),于祭祀见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见其极盛”。而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将此诗视为一首“歌颂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的诗”。
此诗全篇共六章,每章四句,以“岂弟君子”一句作为贯穿全篇的气脉。首章前两句以旱山山脚茂密的榛树楛树起兴,也带有比意。毛传解曰:“言阴阳和,山薮殖,故君子得以干禄乐易。”郑玄笺云:“林木茂盛者,得山云雨之润泽也。喻周邦之民独丰乐者,被其君德教。”他们从君与民两方面申说,讲得都很透辟。后两句“岂弟君子,干禄岂弟”,如郑玄笺所说,意为君主“以有乐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禄亦得乐易”,也就是说,因和乐平易而得福,得福而更和乐平易。前事之因适为后事之果,语有深意。
第二章起开始触及“祭祖受福”的主题。“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两句,玉之白与酒之黄,互相映衬,色彩明丽,由文字而产生的视觉效果极佳,因此姚际恒评之为“华语”(《诗经通论》)。
第三章从祭祀现场宕出一笔,忽然写起了飞鸢与跃鱼,章法结构显得摇曳多姿。“鸢飞戾天,鱼跃在渊”,表层语义极其明晰,但深层语义则不易索解。郑玄笺云:“(鸢)飞而至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也;鱼跳跃于渊中,喻民喜得所。”但在注《礼记·中庸》所引这两句诗时,他竟又说:“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著于天地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讥之为“随文解释”。而王氏书中认可的代表《鲁诗》说的汉王符《潜夫论·德化》则解释为:“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罔不欢忻悦豫,又况士庶而不仁者乎。”(释下面的“遐不作人”之“人”为“仁”)因为既然王氏认为《大雅·棫朴》“遐不作人”一句中的“作人”是“作养人材”的意思,那么此诗中的“遐不作人”句自然说的也是培养人才之事,不当另释“人”为“仁”。“鸢飞戾天,鱼跃在渊”,实际上说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思,象征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下面两句接下去写“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也就是说和乐平易的君主不会不培养新人让他们发扬光大祖辈的德业。
第四章在第三章宕出一笔后收回,继续写祭祀的现场,“清酒既载”与第二章的“黄流在中”断而复接,决不是寻常闲笔。这儿写的是祭祀时的“缩酒”仪式,即斟酒于圭瓒,铺白茅于神位前,浇酒于茅上,酒渗入茅中,如神饮之。接下去的“騂牡既备”一句,写祭祀时宰杀作牺牲的牡牛献飨神灵。有牛的祭祀称“太牢”,只有猪、羊的祭祀称“少牢”,以太牢作祭,礼仪很隆重。
第五章接写燔柴祭天之礼,人们将柞树棫树枝条砍下堆在祭台上作柴火,将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缕缕烟气升腾天空,象征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将世人对神灵虔诚的崇敬之意、祈求之愿上达。对于这样的君民,昊天上帝与祖宗先王在天之灵自然会有“所劳矣”,自然会赐以“景福”。
于是最后一章,在第一章、第三章之后三用比兴,以生长茂密的葛藤在树枝树干上蔓延不绝比喻上天将永久地赐福给周邦之君民。葛藟之“莫莫”与榛楛之“济济”,一尾一首两用叠字词,也有呼应之妙。最后一句“求福不回”,一般有两解:或解作求福“不违背先祖之道”(郑玄笺),或解作“求福不以邪道”(高诱注《吕氏春秋·知分》所引此诗)。
此诗通篇弥漫着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这和祭祀的庄严仪式是相匹配的。从自然风物描写来看,既有“榛楛济济”,也有“莫莫葛藟”,一派风光。从祭祀场面来看,既有玉瓒黄流,又有清酒骍牡,色彩斑斓。从诗人内心来看,既有“福禄攸降”的良好祝愿,又有“遐不作人”的强烈期盼。诗章虽短,但内涵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