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更衰乱，诸贤困逸遗。
舍人名最早，白首但论思。
尚喜诗传派，于今学有涯。
居然老成独，异彼俗书姿。
明眼逢吾子，掀髯话昔时。
端能继芜累，所见匪狐疑。
愧我安能友，酬篇只韵随。
南渡更衰乱，诸贤困逸遗。
舍人名最早，白首但论思。
尚喜诗传派，于今学有涯。
居然老成独，异彼俗书姿。
明眼逢吾子，掀髯话昔时。
端能继芜累，所见匪狐疑。
愧我安能友，酬篇只韵随。
这是一首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待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我欲东归”到“泣下沾衣”六句开始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可知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须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之时，诗人只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嘎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首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此篇似乎有某种联系。
上片先写天意留客。“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西湖上的晴雨变化是常见的现象，离任的太守陈襄将要远行，却被风雨留住。这是天从人意的美事，老天爷仿佛被送别的人们所感动，所以才特意以“萧萧雨”“留住”客人，满足了大家的心愿，这是老天有情。接下来苏轼笔锋陡然一转，“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为何这样写。接下去苏轼又把笔锋收回来，申述了一个使人信服的理由，“明朝愁杀人”原来是离情再经过一夜的酝酿和蓄积，会变得更深更浓，到明天送别时一下子爆发出来，会把人“愁”死的！可见老天有情，人更有情。经过这一纵一擒，心理上或情感上的回旋跌宕，苏轼将离情推向了纵深。
下片转换角度，写动人的送别场景。“留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这两句写“留人”泣别，“留人”是指送别陈襄的一群官妓，同“长河水”联系起来，一方面是由于陈襄乘官船，从水程赴任，另一方面暗用了江淹《别赋》中的词语，“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水。” “留人”泣别是情重怨深的表现，这就把离情推向了一个高潮。“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这两句又峰回路转，别开境界。苏轼像是对“留人”们说，你们还是收住眼泪吧，且看站立在大路两旁的杭州百姓，他们哭得比你们还要伤心呢！广大百姓自愿前来送别一位离任的地方官，尽情挥洒泪水，离别场面庄严、感人。可以说，这是百姓对一位官员的最高褒奖。苏轼这样写，非溢美之辞。是苏轼从侧面写出了陈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在把离情推向极顶的同时，也暗含着对陈襄流惠于民的赞颂。
全词无一处直接抒写苏轼自己当前的离愁，苏轼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已。但又无处不渗透了苏轼浓重的离情别绪。苏轼在对实际生活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选取了独特的艺术视角，出奇制胜，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从结构上看，可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为有“予美亡此”句的三章，后一部分为有“百岁之后”句的两章。对后一部分是用赋法，诸家无异议，但对前一部分，除第三章皆认为是赋外，第一、二两章却有“兴”、“比而赋”、“赋”等三种说法。“葛生蒙楚（棘），蔹蔓于野（域）”两句，互文见义，都既有兴起整章的作用，也有以藤草之生各有托附比喻情侣相亲相爱关系的意思，也有对眼前所见景物的真实描绘，可以说是“兴而比而赋”。这一开篇即出现的兴、比、赋兼而有之的意象，设置了荒凉凄清、冷落萧条的规定情境，显示出一种悲剧美作。接着，“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两句，是表达对去世的配偶表示哀悼怀念之情。这里的比兴意义是：野外蔓生的葛藤蔹茎缠绕覆盖着荆树丛，就像爱人那样相依相偎，而诗中主人公却是形单影只，孤独寂寞，好不悲凉。第三章写“至墓则思衾枕鲜华”（郝懿行《诗问》），“角枕、锦衾，殉葬之物也。极惨苦事，忽插极鲜艳语，更难堪”（牛运震《诗志》）。而“谁与独旦”如释“旦”为旦夕之旦，其意义又较“独处”、“独息”有所发展，通宵达旦，辗转难眠，其思念之深，悲哀之重，几乎无以复加。
后两章，语句重复尤甚于前三章，仅“居”、“室”两字不同，而这两字意义几乎无别。可它又不是简单的重章叠句，“夏之日，冬之夜”颠倒为“冬之夜，夏之日”，不能解释为作歌词连番咏唱所自然形成，而是作者刻意为之。两章所述，体现了诗中主人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永无终竭的怀念之情，闪烁着一种追求爱的永恒的光辉。而“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室）”的感慨叹息，也表现出对荷载着感情重负的生命之旅最终归宿的深刻认识，与所谓“生命的悲剧意识”这样的现代观念似乎也非常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