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七发》是一篇讽谕性作品。赋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文字。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炙可以治愈的，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作品的主旨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表达了作者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不满。

　　文章的开头是“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接着就从这个“疾”字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拍案叫绝的议论。吴客在楚太子面前没有说半句奉承献媚的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告诉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简直无药可医。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恋于声色犬马，玩乐无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质刺激，造成了空虚的精神境界：于是病魔就在你这个空虚的精神境界中爆发出来。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后才奄奄一息，药石无效。”这里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着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与害，启发楚太子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然后在文章的最后正面向楚太子提出了养生之道，即所谓“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来与有识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用高度的文化修养来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说，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从而证实了《七发》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疗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发》之妙，就妙在用艺术形象论述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高度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毕竟是一种缺陷，甚至各种“病魔”都会在这个缺陷中滋生繁衍。一个人如此，推而广之，整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

　　《七发》是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通过为一个沉溺于安逸享乐的深宫生活的太子讲述广博有力的大千世界生动事实，最终成功医治了太子物质生活充实而心灵上空虚衰弱的严重疾病！

　　《七发》的艺术特色是用铺张、夸饰的手法来穷形尽相地描写事物，语汇丰富，词藻华美，结构宏阔，富于气势。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七发》体制和描写手法虽已具后来散体大赋的特点，但却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样堆叠奇字俪句，而是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对事物做逼真的描摹。如赋中写江涛的一段，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江涛汹涌的情状，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曰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再如赋中用夸张、渲染的手法表现音乐的动听，用音节铿锵的语句写威武雄壮的校猎场面，也都颇为出色。在结构上，《七发》用了层次分明的七个大段各叙一事，移步换形，层层逼进，最后显示主旨，有中心，有层次，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样流于平直呆板。枚乘《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后来沿袭《七发》体式而写的作品很多，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曹植《七启》、陆机《七徵》、张协《七命》等等。因此在赋史上，“七”成为一种专体。

　　要理解这首诗，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白宝钗所“忆”的究竟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她所忆的，当然是菊花。但菊花在这里象征什么呢？传统“红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是，菊花象征薛宝钗出家远去的丈夫，即贾宝玉。并且倾向于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说成是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但这种解释本身就是明显有问题的。首先，这种说法与脂批对后文的提示相龃龉。戚序本第7回脂批有云：“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而宝钗《忆菊》中却说“谁怜为我黄花病”，如果宝钗真的到了为思念宝玉而“病”的程度，又岂能说是“虽离别亦能自安”？其二，传统“红学”的解释也不符合宝钗自己对人生聚散的达观认识。第22回，宝钗《更香谜》，其末一句的说法是“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无独有偶，第70回，宝钗在《临江仙·柳絮辞》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如果宝钗是为思念宝玉而到了为之“痴”、为之“病”的地步，又如何是“风雨阴晴任变迁”？如何是“任他随聚随分”？因此，把诗中的菊花解释成贾宝玉，把整首《忆菊》诗解释成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实际上是完全讲不通的！这里的菊花，还应该理解为宝钗高洁的社会理想方是。同回，宝钗作《螃蟹咏》讽时骂世，其中一句即云：“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姜，老辣之物也。比喻运用权力和法律，对螃蟹一样的恶势力进行惩罚和制裁。菊，高洁之物也，与姜对举，即比喻高洁的社会理想。第42回，宝钗私下里对黛玉表示：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可见，男女各守其份，当官的清正廉洁，商人、农民努力为社会创造并积累财富，这就是宝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这样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正如宝钗所看到的那样：“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读了书倒更坏了”。故，宝钗不惜颠倒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严厉批评那些士人“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样也自然引出一个话题，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已经失落，宝钗当然要为之“忆”。而这才构成了《忆菊》的主题。——菊者，理想中高洁的社会。所谓“忆菊”，就是追忆失去的理想社会！

　　从整体来看，宝钗的《忆菊》诗即表现了宝钗对在现实中已经失落了的那个理想社会的苦苦追忆之情。而把这首诗与宝钗的另一首《画菊》诗对看，一忧虑、愤懑，一潇洒、解脱，这同时也暗示了宝钗的人生观必将由忧世、愤世，而走向出世、遁世的趋势。“慰语重阳会有期”是不可得的，只能“粘屏聊以慰重阳”。那么，再往后呢？只能到佛、道的出世哲学中去寻找精神归宿。故，宝钗最后必然是“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必然是“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而这就是脂砚斋所说的“虽离别亦能自安”的心态，以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精神了！

　　该词是和施岳“清明湖上”之韵而作。词描写寒食节前后西湖游春的盛况，极写当年西湖游览的赏心乐事。起笔由宫苑春光引出“春思”，接下来写湖波花丛撩拔人的赏春之情。又以纪实之笔，描写出西湖春游的热闹景象。下阕写堤上游人，鞍上公子，宝车佳人，更将西湖夜景和盘托出。但春色是观赏不尽的，月影入湖，浆动水溅，游兴不衰，引出末句“怎生去得”，呼应开头“春思”，心中无限惆怅，对西湖春色的钟情表露无遗。全词意象清丽，用语凝炼，为游记词中精品。

　　词首三句，“禁苑东风外”是说春风由宫苑吹到西湖：“飏暖丝晴絮”，柳絮如游丝般飘扬，起让人感到一丝暖意——丝和思，絮和绪，是谐音双关语，即惹起人们春日的思绪，同时丝和絮又是可以纺织之物，因而说“春思如织”用法巧妙令人击节。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西湖（此是许州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意思与之相同。“织”千丝万绪交织一起，难以名状。“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恼”，撩拨之义，承接春思一句。看树底花间，莺燕婉转，撩起自己对春之爱怜，这正是词人的游春之愿。以上几句融情于景，几写尽清明时节西湖春色。下面转入写游人特别是游船。

　　“漠漠香尘隔”，是写红尘带着香气笼罩着西湖。韦庄《河传》：“香尘隐映，遥望翠槛红楼。”张先《谢池春慢》：“尘香拂马，逢谢女城南道。”二诗词可作参证。诗词中惯以香尘指代士女出游景象。“隔”，言香尘之盛，几以隔障。

　　“沸十里乱弦丝笛”，“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却是入耳如沸。两句反映出南宋都城节日的欢庆热闹的场面。在极热极闹之时，词人却笔锋突转，写出“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的极冷极清之句。依《武林旧事》所述，此时日已至午。以上之热闹，是午前情事。至午后画船尽入里西湖，外西湖“几无一舸”。

　　“闲却半湖春色”，是词人极得意之句。此句是“纪实”，词人自己的审美情趣也尽在其中表露。此“半湖春色”之“闲却”，不是为游春的如云士女而惜，却是为自己的得以从容赏析湖边春色而庆幸，包含词人真正的爱惜春天之情。

　　随后转笔写湖堤上情景。上结既已说了画船尽入里湖，湖面闲却，湖堤上游上便突现出来，写他们，既是时游湖场面的补写，又是对湖上画船的衬笔。堤上杨柳成阴，烟霭笼罩，一片新碧。游赏的士女们香车宝马，极尽情致，柳如烟车帘里的女子宫眉和马背上的少年身影，时隐时现，景色朦胧而清晰，画图别致。

　　接下突然转写日暮：“轻暝笼寒，怕梨云冷，杏香愁幂。”游人渐散，暮烟生于湖上，西湖寂寞，春亦寂寞，只恐梨花之美如梦一般消逝，杏花之香被将射之愁所笼罩。《高斋诗话》认为梨花云一语出于王昌龄“梦中唤作梨花云”诗句，词人多用梨云代表梨花，梨云梦，指梨花或人的香美的梦。苏轼《西江月》：“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刘学箕《贺亲郎》：“回首春空梨花梦”，也是指梨花由盛由衰，“梨云梦冷”可兹参证。周密另有《浣溪沙》词云“梨云如雪冷清明”，也反映这种季节景色。这几句写春残的用语冷峭动人。

　　“歌管酬寒食”一句总结全天的赏游活动。寒食、清明时节连近，游事亦相接，界限不必截然分开。节日在歌管声中渐渐消逝，无限追之情“奈蝶怨良宵岑寂”来表现。此处是借蝶怨写人所感到的热闹后的凄清，飞绕花丛，翩翩而舞的蝴蝶也怨这样好的夜晚却太寂寞了。这里拓开一笔，似乎减轻了游人散后句人心情的寂聊无奈。

　　最后用清雅飘逸的笔写他对人静后西湖夜色的留恋，说：“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满湖风动涟漪，碎月层叠，似花簇摇风，——怎能在这西湖最美的时刻离去呢？词人的审美情趣是深爱宁静的西湖春色的，并不喜欢游人的喧器热闹，而且珍惜将要过去的春天。这两句正和上片“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遥相照应。

　　周密写西湖之春，实在处、热闹处尽显美丽，而写虚静空灵处更称美绝。闲却的半湖春色和“碎月摇花”的宁静夜景更使人神往。也只有日暮游人散尽，才使词人得以体会到“轻暝笼寒，梨云梦冷，杏香愁幂”境界。极热闹与极清冷，相反相成，两相衬映，是这首词的写作上的一大特点。欧阳修《采桑子》写颍州西湖暮春：“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写春空写得比较明显，这首词却含蓄隽永，显示出南北宋词的不同之处。

　　周密用字甚精，“飏暖丝晴絮”、“乱弦丛笛”、“轻暝笼寒”、“碎月摇花”，写景色细致入微，也反映了词人心理上的不同感受。但由于是和韵的关系，所以“翠深红隙”、“杏香愁幂”，用字虽新奇，却稍显凑合趋就。

　　这首词全是从词人心目中写同的。首先是写眼中整个清明景色与自己的春思情愫，其次就是十里湖面画船笙歌繁华喧闹景象，词人自己的特殊感受和遐思也融汇其中。逐渐写出游人散去，“暝色赴春愁”，又着重写寂静清幽的西湖夜色，前后映照，层次分明，时间、空间在不断移换，这种多彩多变的写法令人耳目一新，击案叫绝。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汉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汉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汉，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