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