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钓鱼台，十年不上野鸥猜”。钓鱼台，即浙江富春江畔名隐士严子陵之钓鱼台。“野鸥猜”，典出《列子·皇帝》：“海上之人有好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此典本说人若有世俗机巧之心，鸥鸟则不肯与之做伴。此句有自愧之意，自己为了生活，长期寄身官场潜规则的想法，不如酸斋清俊脱俗。“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今日终于重上钓鱼台，只见白云悠悠，青山隐隐，忍不住开怀畅饮。“欠伊周济世才，犯刘阮贪杯戒，还李杜吟诗债。”畅饮过后，张可久审视平生，觉得自己俗心未绝，尚称不上真正的隐士。扪心自问，自己尽管长期寄身官场之中，却并无伊尹、周公那样的安邦济世之才；尽管喜欢饮酒，却又不如刘伶、阮籍那样忘情；尽管终生填词作曲，但那些“清词丽句”早被李白、杜甫用完了，自己仅能拾其牙慧、替其还“债”而已。这三句的“自我检讨”，看似自嘲意味甚浓，实则暴露了张可久内心深处说不出来的酸楚：回首人生，竟无一事可引以自得！
“晚归来，西湖山上野猿哀”。猿啼，声噭噭，又高又急，似哭似号，为哀音。郦道元《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西湖山上，野猿哀啼，声音急切，唤我归去。“二十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二十年来，多少风流人物辈出。但时间兀自向前，不论是谁，都如花落花开般消长，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此，生命从来无须固执。“望云霄拜将台。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然而，当目光转向那高耸入云的中兴名将拜将台时，终难抑制内心充溢的壮志。星汉灿烂，皆藏我袖；安邦妙策，皆著我心；而那烟花风月迷魂寨，能奈我何！“酸斋笑我”，酸斋早已体会到退隐之乐，看到我此时既羡慕又扭捏的样子，心领神会，故而不免“笑我”。“我笑酸斋”，这个“笑”字里隐含的情感很复杂。它既是一种畅快的笑，自己受酸斋影响，欲步酸斋之后，自然也就笑出声来。它又是一种羡慕的笑，有多少人能像酸斋那样无忧生活，顺应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欢喜的事呢？它还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苦笑，自由是酸斋的，我什么都没有，还必须为了生活继续在宦海淹留。“我笑酸斋”张可久只在笑。不着一言，却胜千书。
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蝙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蝙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蝙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蝙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蝙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蝙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蝙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蝙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蝙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第一首是总写。“结发”两句以总叙起，着重在“十七年”。“十七年”而“相看犹不足”，便见爱之深、情之挚。“相看不足”之时，忽然中路“长捐”，诗人十分悲痛。语愈平淡，情愈真切。
元稹《遣悲怀三首》诗中说“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梅尧臣也写谢氏身后的个人心情：由自己“鬓已多白”料想到“身宁久全”，逆计“同穴”之期当在不远，可强作宽解；然而在“未死”之前，则一息苟存，即有“泪涟涟”而不能自止。几番转折，愈转而愈深。
第二首则突出一点，作具体刻画。情是抽象的，必须因事因景才能写出；至于写得“尽意”，则尤其难得。梅尧臣先从自己的“出门”与“归来”写起。司马迁写自己的悲痛心情，有“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注”，即是从“居”、“出”着笔的。梅尧臣的“每出身如梦”，比“不知所往”，表达更明晰。心在谢氏身上，故出门也像做梦一样；“出门”“逢人”，也只是勉强应付。“出门”时有人谈论，还可稍解悲戚；“归来”时则孤寂之感更甚。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亦即此情此景之写照。人在“出门”时有所见闻，回来总想向亲人讲讲，可是人亡室空，无人可以倾诉了。这一点写出了最难写的情意。接下去写“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古人把丧妻之夫，比作鳏鱼，谓其夜不闭眼。这两句也就是描写长夜失眠的景况。由于长夜难眠，所以窗中飞入“孤萤”、天空一声雁叫，皆能察觉得到。这两句刻画得尤为真切。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世间无最苦”，谓世上没有比此更痛苦的事了，他的精神全部被这难熬的时光销磨殆尽了。语近夸张，但非此写不出镂心刻骨之痛。
第三首，以“问天”形式，写出爱情之专与悲哀之深。但他不直说问天，而先说“从来有修短”。人生寿命不齐，本属自然；但为什么愚者寿而贤者夭，那就要“问苍天”了。设想之奇，正见用情之挚。特别是“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表面上夸张，却又最合情理，因为在他心目中正是如此。有人戏谓其“情人眼中出西施”；难在做了“十七年”夫妇，还能持此看祛，其用情之专一，在当时士大夫中是颇为少见的。诗中把妻子写得愈贤愈美，则妻子死后，诗人就愈加悼惜。陈石遗曾指此谓“从《诗经·卫风·硕人》中来”。梅尧臣虽不一定是有意摹拟《诗经》，而千古诗人的思路往往是前后相同的。“忍此连城宝，沉埋向九泉！”正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诗句）了。
哀婉诗要求率直，于平淡中见真情。梅尧臣这三首悼亡诗，以质朴见长，曲折而凄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语言平淡，情真意切，把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起来，副有很强的感染力。可谓是言情诗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