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这是一首记梦词，写梦中京城元宵节的欢乐情景，以及梦醒后的凄清之境和失落之感，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抚今追昔、怀才不遇的情绪。
上片写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又置身于东京热闹繁盛的元宵之夜。古代都市实行宵禁，闹市绝行人。唐以后，逢正月十五前后几日解除宵禁，让人们尽情观灯游赏。首句用词华丽欢快，使整个梦境处于欢乐美妙的氛围之中。
尽情游览之后，词人仿佛和一个女子相伴而归。这女子步态多姿，好像一步一朵莲花；这女子容貌娇美如秾艳的桃李。他们亲密地行走在一起，周围的环境是：“五更钟动笙歌散，十里月明灯火稀”。虽是曲终人散、天色将晓的时光，但节日的痕迹仍处处可见。“五更”暗示笙歌彻夜，喧闹时间之长；“十里”点出东京处处繁华，欢度佳节范围之广。从侧面烘托出东京元宵佳节的欢腾热闹，给人留下了想象余地，收到了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也符合梦境似断似续、似真似幻的实际情况。
整个上片通过对梦境的描绘，体现了东京元宵之夜的良辰美景和舒心惬意，也表达了词人对之追念、珍惜、留恋的感情。
下片写梦醒之后的情和景，与上片形成鲜明对比。一觉醒来，笙歌、灯火、佳人全都子虚乌有。眼前是炉香袅袅，处境孤凄，脑海中梦境历历，回味无穷。现实与梦境，如今与往昔，孤凄与欢乐，对照分明。梦中京城，如今天涯；梦中佳节，笙歌灯火，激动人心，如今暮春，只有琐碎平凡的减衣换季；梦中的五更，他与佳人相伴，踏月赏灯而归，眼前的拂晓，只有对往昔的思念，更品味出此刻的孤寂。“凤凰城阙”远在天边，当年的生活亦不再来。“知何处”表达了一种怅惘之情。词人把目光望向窗外，梦中的灯月，心中的京城都看不到；稀疏的晨星中，一只孤雁鸣叫着飞过。这许是眼前景的实写，却更具象征和比喻。远离京城，有志难展的词人就正像那只失群的孤雁。在这一凄清画面衬托下，词人抚今追昔、郁闷失意的心绪显露无疑。
全词构思完整，一气呵成。上下片的环境、氛围、情绪截然不同。一梦一真，一虚一实，一乐一哀，对照鲜明，又侧重后者，强调词人今日的失意。做梦乃生活中平常现象，词人却能因之为词，创作出成功的佳构，抒发自己的哀乐，实非易事。
诗的前四句，先从位于齐城（今山东淄博）东南荡阴里（一名阴阳里）之三壮士冢写起。“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步出”与“遥望”相呼应，人未到而两眼视野先到，表明了对三坟之专注。“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这是已经来到冢前，看清了三坟相连，形状相似。这三坟相似，也象征着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于君，皆使气好胜，皆被谗不悟。接下去六句转而写坟中三人的遭遇。
“问是谁家墓”，明知故问，是为了突出所咏对象。答曰：“田疆古冶子”，这是以两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孙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紧承上句，盛赞三人勇力绝伦。排南山，推倒南山（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剑篇》：“此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里指折断地脉。这样的勇士，结局却又如何呢？“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一朝，既言时间之速，也表明此阴谋之轻易得行。“谗言”二字，倾向性极明，既是对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对主谋者的有力谴责。二句写得斩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个力能推倒南山、折断地纪的勇士来，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实现杀掉三士的目的。诗句所构成的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诗至此，似可结又实未结，因为还留下一个疑问，这就是“谁能为此谋”？答曰“国相齐晏子”。结尾再一次用问答句式，波澜突起，把做国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二句看似客观叙述，不着议论，不含感情，实则皮里阳秋，有深意在。一问，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设此不寻常之谋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为谋之人。
“国相”，字面上是点明其身份，实际上是谴责这个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肩负沟通上下、协调文武之责的“国相”，人当以至此。这样的行为与“国相”的地位、气度、职责该是多么的不相称。“齐晏子”，是直点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远展出示众，使人们知道，这个善机变、巧谋划的“名相”，竟干出了这样的事。关于此诗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说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应该有晏婴这样的能臣。
从诗的主题和语言看，这首古辞当是出于文人之手。在汉乐府诗作中，此诗显得朴拙了一些，但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人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人。层层推进，语语相衔。诗中两用问答句式，都处在诗的关键处，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气免于平实。语言虽质朴而少文彩，但句句简洁，文雅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俗，可见是经过一番锤炼之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