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
这套曲子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庄稼汉秋收后进城看戏的情形,再现了元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描绘真实具体,不仅剧场如见,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剧本的名称和内容等,皆历历在目,保留了一份研究中国戏曲史的珍贵资料。全曲采用第一人称写法,故事情节完整,心理刻画入微,语言清新幽默,风格诙谐活泼。
首曲交代了庄稼汉进城的缘由。庄家丰收,无甚差科,以为神功保佑,进城买香烛纸马(纸火)还愿,偶然发现街头挂着的演出告示(花碌碌纸榜),许多人围在那里看。
六煞曲写庄稼汉看到勾栏门口一个高声招徕观众的人,从他口里知道这次演出的两个剧目是院本《调风月》和么末《刘耍和》院本是由副末和副净两个角色主演的滑稽戏,内容比较简单。《调风月》是当时经常演出的院本。刘耍和是金元间著名的演员,在金朝教坊里担任过色长(领班之类),见《辍耕录》及《录鬼簿》。他的故事后来被编为杂剧。元高文秀有《黑旋风敷演刘耍和》杂剧,今不传。
五煞曲写庄家交了二百文的高价进了勾栏时看到的情景。只见密密麻麻的观众坐了好几层,围了个圆圈儿,在观众席从上往下看,人挤人、人挨人就像漩涡一般。戏台边上几个女乐手正在紧锣密鼓地演奏前奏曲。
四煞曲写副末开场。当时院本演出以五人为一伙,出场时副末站在中间,央人货即指他。下面几句形容他的脸谱、服色。
三煞曲写开场时一段小演唱,当时叫作艳段,也即是爨。《梦梁录》:“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下面演的《调风月》《刘耍和》,就是在艳段演出后的两段正杂剧。
二煞曲写庄稼汉所看到的院本《调风月》的演出情况。这场小戏共有三个角色,副末扮小二哥,副净扮张太公,旦扮帘下妇人。
一煞曲续写《调风月》的演出,着重写张太公处处受小二哥的调弄,最后把皮棒槌都打成两半。初次看戏的庄稼汉不明就里,自己又十分入戏,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下闹不好要吃官司的,没想到全场观众却大笑起来。
尾曲写庄稼汉因急于入厕半途出场,看不到后面精彩的演出。他本想憋住尿多看会儿,剧情实在引人发笑,但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硬撑下去了。
曲子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戏剧演出的情况,其中有不少插科打诨的成分。作品以农民进城首次进入勾栏看戏这一新奇的表现角度,将民间口语直接入曲,不仅体现了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更再现了古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从剧场的形式,包括观众席、戏台到演出形式,如乐队、道具、人物化妆、角色活动、演员表演都有十分形象具体的描写,不仅剧场如见,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剧本的名称和内容等,皆历历在目,为后人研究中国戏曲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曲中抓住庄稼汉未见过世面、不识勾栏的特点,以夸张的手法,把他初进勾栏好奇新鲜的感受描写得活灵活现。全曲用第一人称写法,情节完整,心理刻画入微,语言诙谐幽默、清新活泼、妙趣横生。全用口语,对庄稼汉的无知虽有嘲弄,但属善意的调侃,使全曲形成一种轻松活泼的基调。
元曲的写作强调“本色”和“当行”。本色是指浑然天成,率真自然;当行是指娴熟自如地表现曲子的特点。这套曲子绝好地体现了二者的结合。历来备受关注,论者颇多。
这首诗叙述了与朋友郭同年离别的场景,语言平实,却道出了很好的友人分别时互相恋恋不舍的深情。
“驿亭门外叙分携,酒尽扬鞭泪湿衣。”点出与郭同年分别的地点和气氛。别易会难,古人历来都很看重分别的时刻。他们是“分携”之交,又在“驿亭门外”,客中离别,而所别之人,又是同一年中进士的人。科举时代,很看重这种“同年”之情;而张泳自号乖崖,以为“乖”则违众,“崖”不利物(见《宋史·张咏传》)。平素落落寡合,因而与故友分袂之时,情意格外深厚。“酒尽”,不是写酒少,而是言“叙分携”之际语多时长。“扬鞭泪湿衣”,与柳永《雨霖铃》词中“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数语,语意相近。所不同者:一别故友,一别情人;一骑马,一乘舟而已。
“莫讶临歧再回首”,承前再作渲染。从逻辑上说,“反”包含了先有“正”之意,诗人只有在作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之后,才会有“莫讶”之语。临歧回首,人情之常,不会令人凉讶.更不会使送别者惊讶。只有在行者一再回首,不断回首的情况下,送别者才会感到惊讶。此处,诗人正是用“莫讶”二字,突出其对郭同年恋恋不舍的深情。
“江山重叠故人稀”言诗人“临歧再回首”之由。“江山重叠”,言征途之险峻。唐人《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说,中山府(唐称定州)一带多山。其地有恒山、孤山、尧山、无极山等。天险倒马故关,便因“山路险峭,马为之倒”而得名。“江山重叠”四字,体现出征途的困苦和艰险。异乡客地遇见故人,令诗人分外高兴;异乡客地与故人“分携”,令诗人分外留恋和伤感,加之又是“故人稀”的张咏。陈衍《宋诗精华录》评此七字说:“眼前语说得担斤两。”
宋诗善于写细微的感情,尤其善于翻案及融化前人的成句。临歧分手,凄然下泪,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多次见到,但往往以安慰语出之,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高适《别韦参军》:“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这首诗因为自己是离开的人,所以翻过来写,直说自己临歧回首,泪湿衣巾,同样情真意切。诗末句直叹“故人稀”,也多少与唐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在情感上有相通之处。
上片,写荔枝贡史。“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叙述运输贡品荔枝的艰辛。不“珍”不能作为“献”品。皇上看中了的荔枝,就是远隔千山万水,还是得按时送到。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原来运贡荔枝是从陆路,即是这样,仍然免不了遭受劳民伤财之灾,因要保鲜,不得不经由海路运输。‘“云帆”说明船如云集,多而繁忙。“似箭”说明时间快速,来往不停。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唐代咸通七年(866年),终于停贡荔枝,使得朝廷上下“金盘”皆罄,即词人在词中所写“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这种贡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农民人权取得一大进步,值得庆贺。
下片,词人写自己现时食鲜荔枝的美昧。“轻红酽白,雅称佳人纤手擘。”历史衍进到了宋代,荔枝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谁能想象,当年皇上能见到现时“轻红酿白”的鲜荔枝,能见到现时这种“佳人纤手擘”的鲜荔枝。若不是贡荔枝史的结束,今日词人也只能望荔枝而止步,也吃不到“闽溪珍献”。正是词人在宴游会上,吃到了“佳人纤手擘”的“轻红酽白”、“凝如水晶”的鲜荔枝,他才这样兴趣昂然地赞美鲜荔枝。“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由“轻红酿白”写到“骨细肌香”,赞颂了荔枝的外表美和内在美,胜似“佳人”“十八娘”。自古文人以美女来写花果是最愚笨的。然而词人以“十八娘”来美化荔枝则有其特殊的含意。词人吃的鲜荔枝“恰似当年”名叫“十八娘”荔枝珍品,富有传奇色彩。
全词,以古今对比的手法,写了词人西湖食荔枝的情趣。色调鲜明,词语轻快,有如“佳人纤手擘”荔枝似的。词中提到的“十八娘”,一语双关,既赞美了十八娘,又烘托了荔枝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