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产于我国南部，形似雌雉，体大如鸠。它的叫声民间以为极似“行不得也哥哥”，故古人常借其声以抒写逐客流人之情。郑谷咏鹧鸪不重形似，而着力表现其神韵，正是紧紧抓住这一点来构思落墨的。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首联是说，鹧鸪在温暖的烟色荒地上面嬉戏，只见它们五彩斑斓的羽毛那么整齐；看它们的行动举止，类别与平日活泼的山鸡相像。
开篇写鹧鸪的习性、羽色和形貌。鹧鸪“性畏霜露，早晚希出”（西晋崔豹《古今注》）。开首着一“暖”字，便把鹧鸪的习性表现出来了。“锦翼”两字，又点染出鹧鸪斑斓醒目的羽色。在诗人的心目中，鹧鸪的高雅风致甚至可以和美丽的山鸡同列。在这里，诗人并没有对鹧鸪的形象作工雕细镂的描绘，而是通过写起嬉戏活动和与山鸡的比较作了画龙点睛式的勾勒，从而启迪人们丰富的联想。
首联咏其形，以下各联咏其声。然而诗人并不简单的摹其声，而是着意表现由声而产生的哀怨凄切的情韵。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颔联是说，天空阴沉雨水淋漓的时候，从巴丘湖，洞庭湖东南湖边的青草地上经过；黄陵庙花瓣飘落，只听鹧鸪的啼叫声音。
“青草湖”即巴丘湖，在洞庭湖东南；黄陵庙，在湘阴县北洞庭湖畔。传说帝舜南巡，死于苍梧。二妃从征，溺于湘江，后人遂立祠于水侧，是为黄陵庙。这一带，历史上又是屈原流落之地，因而迁客流人到此最易触发羁旅愁怀。这样的特殊环境，已足以使人产生幽思遐想，而诗人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伤感气氛：潇潇暮雨，落红片片。荒江、野庙更着以“雨昏”、“花落”，便形成了一种凄迷幽远的意境，渲染出一种令人魂销肠断的氛围。此时此刻，畏霜露、怕风寒的鹧鸪自是不能嬉戏自如，而只能愁苦悲鸣了。然而“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反复吟咏，似又像游子征人涉足凄迷荒僻之地，聆听鹧鸪的声声哀鸣而黯然伤神。鹧鸪之声和征人之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这两句之妙，在于写出了鹧鸪的神韵。作者未拟其声，未绘其形，而读者似已闻其声，已睹其形，并深深感受到它的神情风韵了。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颈联是说，身在异乡的客人刚一听到鸣叫，就不由自主的抬起手臂，听任泪水沾湿衣袖。美丽的女子刚一听到鸣叫，开口唱歌一曲充满相思情意的《山鹧鸪》，青黑色的眉毛黯然低垂。
颈联两句，看来是从鹧鸪转而写人，其实句句不离鹧鸪之声，承接相当巧妙。“游子乍闻征袖湿”，是承上句“啼”字而来；“佳人才唱翠眉低”，又是因鹧鸪声而发。佳人唱的，无疑是《山鹧鸪》词，这是仿鹧鸪之声而作的凄苦之调，诗人选择游子闻声而泪下，佳人才唱而蹙眉两个细节，又用“乍”、“才”两个虚词加以强调，有力的烘托出鹧鸪啼声之哀怨。在诗人笔下，鹧鸪的啼鸣竟成了高楼少妇相思曲、天涯游子断肠歌了。在这里，人之哀情和鸟之哀啼，虚实相生，各臻其妙；而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了。
“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尾联是说，宽阔的湘江上鹧鸪声此起彼伏， 同是不幸遭遇的人们的情怀水乳交融；茂密的竹林丛中深处鹧鸪寻找温暖的巢穴，夕阳就要落山，带来悲凉的苦意。
最后一联，诗人笔墨更为浑成。“行不得也哥哥”声声在浩瀚的江面上回响，是群群鹧鸪在低回飞鸣呢，抑或是佳人游子一唱一和在呼应？这是颇富想象的。“湘江阔”、“日向西”，使鹧鸪之声越发凄唳，景象也越发幽冷。那些怕冷的鹧鸪忙于在苦竹丛中寻找暖窝，然而在江边踽踽独行的游子，何时才能返回故乡呢？篇终宕出远神，言虽尽而意无穷，透出诗人那沉重的羁旅相思之愁。诗人紧紧把握住人和鹧鸪在感情上的联系，咏鹧鸪而重在传神韵，使人和鹧鸪融为一体，构思精妙缜密，难怪诗家要称他“郑鹧鸪”了。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这首词写南方少女的欢情。作品以虚拟问句开头，以“木兰船系木兰花”写洞口之家的实景，流露出无比赞美之情。“红袖”三句继续写洞口之家的人事，活现南方少女相引相招，相依相偎，亲昵欢快地游春谈笑的场面。
此词表现的是，世事清明，心情舒畅，岁月静好，江山无声。有的只是红颜女子引舟，春风湖面，莺歌燕语。中原战乱之中，在偏安一隅的西蜀，却有着这般恬静、悠然的江南好风光，真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栩庄漫记》对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作了一个总评曰：“《南乡子》八首，多写炎方风物，不知其以何因缘而注意及此？炯蜀人，岂曾南游耶？然其词写物真切，朴而不俚，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而为写景纪俗之词，与李珣可谓笙罄同音者矣。”的确，在《花间集》中，这样朴质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是别具韵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