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写诗人入淮时的心情。首两句总起、入题。交代了出使的行程和抑郁的心情,为这一组诗奠定了基调。诗人离开洪泽湖之沙岸一进入淮河,胸怀就烦乱、骚动,这是因为昔日国中流水今日已为边境界线。这两句写出了南宋人面对长淮时心理上独特的变化。后两句写感慨,是“意不佳”的原因之一。“桑乾”即永定河上游的桑乾河,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的西北部,唐代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处。唐代诗人雍陶《渡桑乾水》一诗有“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之句,表示过了桑乾河才是中国的“塞北”的意思。刘皂《渡桑乾》也有“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之句。在北宋,苏辙元祐五年在出使契丹回国离开辽境时所写的《渡桑乾》一诗中仍曾这样写道:“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话白沟一惆怅。”正因为前人有过那样的边境观念,所以现在作者说“何必”,表面看来似乎是不满于前人的看法,其实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满的语气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表达对江山半壁的哀惋和对朝廷偏安的怨恨,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天涯”原指极远的地方,这里指宋、金以淮河为界的边境线。这两句是说:何必要到遥远的桑乾河才是塞北边境呢,而今淮河以北不就是天的尽头了么!诗人说桑乾用“远”字,称准河却用“天涯”,一方面强调了淮河的边界意念、一方面渲染了淮河的遥远。这种渲染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王朝心理上弃北逃南、政策上妥协投降,视国土沦陷于不顾,置中原人民于不救的哀怨和不满。
第二首是对造成山河破碎的南宋朝廷的谴责。南宋初年的名将刘錡、岳飞、张浚、韩世忠,力主抗金,屡建功勋。赵、张指赵鼎和张俊,都在南宋前期两度任相,重用岳、韩,奠定南宋基业。诗人在这里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在第三句来了一个陡转到反面,而今竟然出现了“长淮咫尺分南北”的奇耻大辱的结果。前面的因和这里的果似乎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再加上结尾的“欲怨谁”一语,更是发人深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由谁来负责?当时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主和派贬、杀抗金将领,这怎能不使人在肃杀的“秋风”中涕泪满襟呢!诗人的满懑之情,以婉语微讽,曲折道出,显得更为深沉。
第三首因眼前景物起兴,以抒发感慨。淮河两岸舟船背驰而去,了无关涉;一过淮水,似乎成了天造地设之界。这里最幸运的要数那些在水面翱翔的鸥鹭了,只有它们才能北去南来,任意飞翔。两者相比,感慨之情自见。“波痕交涉”之后,著以“亦难为”三字,凝聚着作者的深沉感喟。含思婉转,颇具匠心。诗人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写法,前两句实写淮河两岸舟船背弛、波痕接触也难以做到,虚写作者对国家南北分离的痛苦与无奈。后两句实写鸥鹭可以南北自由飞翔,虚写作者对国家统一、人民自由往来的强烈愿望。
第四首写中原父老不堪忍受金朝统治之苦以及他们对南宋朝廷的向往,感慨更为深沉。前两句说中原父老见到“王人”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不堪忍受金朝压迫之苦。“莫空谈”中一个“莫”字,即排除了一切泛泛的应酬客套话。他们向使者谈的话题都集中在“诉不堪”这一点上。这是诗人想象中的情景,并非实事。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南宋使者到了北方后不可能直接跟遗民通话,中原父老更不会面对面地向南使“诉不堪”。但是中原遗民向往南宋朝廷之心却用各种方式来表白。此诗所表达的中原父老的故国情思,虽非实事,但确是实情。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对南宋小朝廷的强烈谴责,以率直的方式表现了曲折的心思,读来宛转有致。后两句借羡慕能南飞的鸿雁来表达遗民们对故国的向往。“却是”为反是、倒是之意:羡慕的是鸿雁一年一度的南归;遗憾的是鸿雁不解人意,不能代为传达这故国之情。真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初入淮河四绝句》以“意不佳”为贯穿全组诗的感情主线:有“长淮咫尺分南北”“中流以北即天涯”的沉痛感喟;也有“北去南来自在飞”“一年一度到江南”的向往和痛苦。前两首侧重于诗人主观感情的抒写,后两首则为淮河两岸人民、特别是中原遗民代言,主题鲜明。全诗寓悲愤于和婉,把悲愤之情寄托在客观景物的叙写之中怨而不怒,风格沉郁,语言平易自然,时用口语。这些都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
在一个秋晚,道途仆仆的诗中主人停车阴山脚下,对着苍茫景色,顿生思古之幽情。
这是一首以乐府体写的寓言诗,表面上是写猛虎危害村民的情景,实际是写社会上某些恶势力的猖獗,启示人们认识现实。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点出猛虎所居,及其大胆妄为之状:“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猛虎本出入深邃幽暗的山林,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绕村寻衅,比喻恶势力依仗权势,肆意横行。两句发端立意,统领全篇。
接着,步步深入地刻画老虎的凶恶残暴、肆无忌惮之举。“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傍晚之际,猛虎孤身在大路上捕食生灵。这富有启迪性的诗句,可以令读者联想到羽林军的“楼下劫客楼上醉”,宦官们名买实夺的“宫市”,藩镇们的“政由己出”,屠城杀人,以及贪官们的税外“赋敛”羡余,这些都是趁朝廷黯弱之际的“当道”捕食。慑于猛虎的淫威,山中的麋鹿不敢有半点动静,喻指当时社会上一片恐怖,善良的劳动人民只好战战兢兢、忍气吞声地生活。
“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也是一种人世社会的借喻。它深刻揭示当时社会的恶势力有着非常深广的社会联系,皇亲国戚,豪门大族,利用封建宗族和裙带关系,结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官官相护,上下勾结,各霸一方,危害百姓。
猛虎施虐为害,受害最深的要算靠近虎穴的山村了:“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黄牛是农家的重要生产资料,“取犊”而去,民必不堪。这两句表面是说老虎把爪牙伸向了附近的山庄,把农家的小黄牛咬死、吃掉,实则是写人中之“虎”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残酷手段虐害人民、弄得民不聊生的情形。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这两句字面是说,这些猛虎作恶多端,就连那些号称善于骑射、以豪侠自命的人也不敢惹,只是来到林下看看它们的行迹。实际上是讽刺朝廷姑息养奸,为掩人耳目,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空来看行迹”,含有辛辣的嘲讽。
诗人胸中怨悱,不能直言,便以低回要眇之言出之,国事之忧思,隐然蕴于其内。全诗处处写猛虎,句句喻人事;写“虎”能符合虎之特征,寓事能见事之所指,寄思遥深,不言胸中正意,自见无穷感慨。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