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晏多愁善感，对于人生，总是放不下他的思考，欢会之际难遣闲愁，春日临近顿生希望，悲愁与欢乐，聚合与离散，总是此消彼长起伏回旋，在他的心灵之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波澜。这首《临江仙》词，就可以看作是他的感情长河中泛起的一朵浪花。
词的上片写的是与友人在一起的酒筵欢会，却以“眼中欢事常稀”来表现，使欢乐也蒙上一层愁苦的阴影。因为聚会稀少，故而特别珍惜；因为珍惜，故而更怕这段欢事的终结；因为怕它终结故而要仔细地数一数究竟还有多少个相聚的日子。作者真切地表述了细腻的心理活动，很是耐人寻味。
下片当以“东溪春近好同归”为核心，表述了作者对生活的取向和希望。“浅酒”与“深情”两句，就其句式与内涵而论，又是相互纠葛在一起的，这种笔法，本是《临江仙》词牌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的写作要求，其间有对比，有连结，或为对仗，或为互文。这两句是说：浅酒无别人可劝，惟君能劝；深情无别人可知，惟君能知。这样就把席间欢会的主客双方的亲密关系交代了出来。“东溪”，即东边的溪山，泛言风景秀丽之处，并不是实有的地名。选个好去处，携同归隐共赏春光，也就不会再有异地分离的情况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最后两句是由“春近”二字引发出来的想象中的东溪美景：“柳垂江上影，梅谢雪中枝”。用十个字总写春景，并不容易。选材欲其美，大概至少须得做到这么几点方能合乎要求。
秦观《千秋岁》词抒发离愁别绪，情意缠绵。苏轼的和词比秦词心境较为开阔。一是他能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丹衷”、“臣节”，发泄“未老身先退”、“罪大天能盖”的强烈幽怨不满情绪。二是他能将幽怨不满置之度外，我行我素，不理会人家的评说，表现出一贯的超脱达观态度。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他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
上阕“未老身先退”句首先表明了对贬谪的不满。白居易《不致仕》云：“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时苏轼年六十三遭贬到海南岛，故言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是朝廷决定，非自己情愿，怎不叫人伤心落泪。“珠泪尽，丹衷碎”写出苏轼遭贬的愤懑。苏词用很工的对偶句, 有声有色地描写当年在朝廷任职时的形象。苏轼虽被贬，但服饰仍旧，故有“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之说。“斜阳”句是说自己虽已暮年，远在万里天涯，但还怀念着京都。苏轼一片忠心未改。“莫嫌雷琼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两句可作参考。词上阕抒写怀君思朝之真情： 泪洒心碎，一步一回首。
下阕苏轼表示难迎合朝廷，迫不得已，只好学孔子“乘桴浮于海”。下阕反映出苏轼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有罪之臣，难忘“君命”、“新恩”，另方面“君命”有悖“旧学”，对自己的前途已不抱希望。“乘槎且恁于海”，语出《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的意思是如果我政治主张行不通, 我就乘着木排过海到海外去, 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词人暗中写自己，也写秦观。 仲由是孔子的学生，秦观也曾拜苏轼为师。他鼓励秦观振作起来。词人站得高，想得远，能摆脱个人得失，终不忘江山社稷。他的和韵词不仅格调较高，而且符合自己的长者身份。
全词波澜起伏，情感激荡，令人感受苏轼胸中炽热的情感还未泯灭。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短文用白描手法，用词简省浅近，人物特点却入木三分，体现了柳氏寓言一贯的特点。
《哀溺文序》的特色是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主要刻划了溺死者要钱不要命的心态，使全文叙述相当精炼，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传神。
正面描写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行动描写，“尽力而不能寻常”，暗示钱的累赘；二是语言描写，“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说明他明知关键在钱，却仍不愿割舍；三是表情描写，两次“不应，摇其首”，说明他要钱不要命，至死不悟。
侧面烘托也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反衬，“善游最也”，借他人之口指出他平素善于游泳，从而反衬他今日“尽力而不能寻常”的反常行为；二是对比，把最善游泳的他反倒淹死，与本来游水本领不如他的人都能安全到达彼岸进行对比。三是用“己济者”的呼号，从侧面揭示他的蒙昧自蔽。
作者通过三个正面描写和三次侧面烘托，在简省的白描中通过强烈而深刻的对比，戏剧化地突出了人物性格物征，深刻而令人警醒地彰明了“哀溺”的主题。
从细节运用与结构分析方面来看，此文也可圈可点。
在永州民众“咸善游”，而水“暴甚”，几人渡河，船破于中流的背景下，众人皆游。“咸”点明人人都水性好，即使水“暴甚”，本来众人也可以游至岸边。
“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一笔转折，使读者注意力自然聚于此“一氓”，而后又特借“其侣”来点明，这个“尽力却不能寻常”的人正是“善游最也“之人，那所有人都不禁要问“今何后为”了。
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腰缠千钱，财难舍，可谓“氓”之常情。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读者都要问“何不去之？”了，生死危机下，应该“去之”了吧？结果“氓”“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
对这样要钱不顾命的人，人们都忍不住喊出“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的劝诫。
出人意料的是，“氓”“又摇其首。遂溺死。”这一转笔，直让人慨叹竟然真有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何其可悲。再回想前文，这人是“咸善游”的民众中“善游最也”之人啊——这样的人，竟是溺死河中。为何？已不言自明。
小小篇幅，重重铺垫，层层对比。设悬念、作伏笔，起承转合，多在细节处见匠心。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最后“合”笔之处，点明主旨，“善游最也”的“氓”为千钱便溺死河中而不顾，那“大货”又会溺死多少“大氓”呢？
“得不有”一句是理解整篇辞赋的关键，也是作者由“序文”过渡到赋文的桥梁。林纾在《柳文研究法》中说：“《哀溺文》与《蝂传》同一命意。然柳州每于一篇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序’之结尾即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语极沉重，有关系。”
从故事到人物，从记述到描写，都鲜明具体，活灵活现，如一篇“小小说”。这个被淹死的“氓”，钱迷心窍，爱钱超过爱命，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最后终因金钱的拖累而被淹死，实在可悲而又可怜。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在紧急的关头，分不清主要、次要，依然恋钱不舍，又有些死得活该。柳宗元在“哀之”的同时，马上想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从被淹死的“氓”想到正在被淹没的“大氓”，从永州一件具体的生活事件想到整个社会现实。
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品文。作者在文中以谪龙自比，用轻蔑的态度回击了腐朽势力对自己的侮辱，表现了决不与那些“非其类”的人们同流合污的昂扬气概。文章内容神奇瑰丽，形象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当时的处境和文中的谪龙——奇女子一样。这个奇女子，是一个性格坚强、光彩照人的女神形象。虽然被贬，心中志趣未消。她的人身志趣容不得外人轻辱冒犯。她捍卫自己的圣洁，正如同作者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一样，一直坚定不移。这里显示了作者在发扬古代士大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正气。当然作者对朝廷仍然心存幻想。所谓“七日当复”，即是说朝廷不久就会收回成命，招作者重归长安，加以重用的。殊不知作者至死也没有再回到朝廷任职。被贬十四年后客死于柳州刺史任上。这正是历代士大夫认识上的悲剧：就算朝政混乱，君主还是好的；小人虽然横行一时，正人君子终会有好报。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作者一类的善良的知识分子的美梦。文章结句“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的严正警示，更令读者深切感受到处于逆境中的作者不甘受辱而自我保护、自我期许的人格精神。
文章通篇记述了扶风马孺子所讲少年时的一段见闻，只有篇末两句是作者的话，但是含义却非常深刻。全文具有借谪龙以喻谪人的象征性，具有强烈鸣不平的现实指向性和警示性。而作为文学作品，它又极生动形象。奇幻惊警。从奇女初谪人间时的“有光晔然”和华丽穿戴，到她被贵游少年狎辱时的“頩尔怒焉”、“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吾复且害若”，再到她七天之后取杯水饮之，呼嘘云气，化为白龙，徊翔在天的变化，无不悚人耳目，使读者对其事始则同情，终而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