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追忆与陈亮的交会与抒发别情的词作,写得勃郁动荡,笔力奇重,是稼轩词中的名篇。
长达一百二十余字的词序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苏东坡之后,词序在词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词人多以只字片语的小序交代词的写作背景、本事或主题,稼轩词亦多有词序.但百字以上的序终究不多见。这篇序叙述了两人相会、分别,以及别后复追、无奈路途阻隔,欲追而不得,怅然独饮,继而收到友人书信的情形.几乎可以当作一篇独立的小散文来读。与词作相配合,则事与情俱佳,所渭“合则兼美”,棺得益彰。它不仅不与词作内容重复,还能与原词互相生发,交映生辉。这样的效果,是连宋代最善于写作词前小序但多与词重复的姜夔也难以相比的。
全词主要抒写了他与陈亮之间志同道合的深挚友谊,同时在写景抒情中都含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上片起句,从长亭送别写起,古时在大道上设亭供行人休息,通常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人们送行时总在长亭饯别。所以一说到长亭,总有一种依恋不舍之情。唐代大诗人李白说得好:“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这里首句说长亭饯别,就点染了一种依恋惆怅的气氛。不正面写彼此的留恋之意,而以一“说”字,领起下文。下文中长亭送别的谈说,也只是他们酌古准今的内容之一,他们都觉得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和起而用世的诸葛亮可以被看成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一样风流,但其中实有深意。这里作者把陈亮比做陶渊明和诸葛亮,意在说明,他那不愿做官、向往自由的品格很像陶渊明,而那风流潇洒的风度和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又实在极像当年高卧隆中、人称卧龙的诸葛亮。其实,这并非溢美之辞。陈亮住政治、军事上确有卓越见解,他曾三次向孝宗上书,主张改革内政。抗击金兵,收复中原。在《中兴十论》中,还具体规划了收复中原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从这些方面看.陈亮确实可与当年隆巾对策的诸葛亮相比。长亭饯别本来够惆怅的了,何况又是与这样不平凡的人分手,留恋之情自然更深了。这两个古人,原是词人自己喜爱的,自己所欲,奉之于人,足见其诚意。
飞鹊踏雪两句,即景生情,点画他送别陈亮时的长亭景色,但不是静态描绘,而是灵幻生动。“要破帽”句,则以戏谑的语言,传达年华老大的悲感,明松暗紧。这三句是回想两人分手前畅聚的愉快心情,但却只用旁笔描绘当时的环境:两人正谈得亲切,不知从哪片林子里琶来几只喜鹊,把松树梢上的积雪踢落下来,点点落在他们的破帽上,好像故意要使我们增添一些白发。这里寥寥几笔,不但点明了季节,而且把两位知友当时在松林雪地中倾心交谈的神态和愉悦的心情生动地烘托了出来,笔调也非常灵活风趣,使人回味无穷。虽无正面描写聚会情况,但气氛已足。所以下面笔锋一转,写出一片萧瑟景象:举目望去,寒冬的山水凋枯得不成样子,失去了姿态和神情,幸亏还有几株梅花把它装点一番,勉强点缀成一番景致。在天空中,虽有两三只飞雁南鸣,也毕竟是萧条凄凉。这上片歇拍前的这四句,写冬日萧瑟景象,和疏梅、稀雁点缀于这种景象中时,所给予词人的印象。但意思不止于此,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用比兴手法,有着象征意义,隐含着作者对山河破碎、唯留一隅的南宋政局的失望,和对南宋越来越少的爱国志士无望的坚韧表示感慨之意。这是他隐居时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的政治情怀的较明显的传达。
上片是围绕着送别来写的,但无论写景抒情都远远超过送别的范围,而具有浓郁、深邃的余情逸韵。下片则重在抒发眷念不舍的友情,把惜别之情抒发得极为深挚动人。换头就点出陈亮的别去,这就为下文写他追赶朋友、为风雪所阻的情景作准备。以下写清江冰合,陆路泥泞。水陆都不可以前行,追赶也就成了泡影。实际上,他这一次是从陆路追赶朋友的,但是特用水路为虚衬,显示出无路可通的极度失望,车轮生角一语,化用典故,形象地写出了行路的困难,在这样的路途上依然想追挽朋友,其下的“行人销骨”一语。就成了顺势而下的深挚抒情了。“问谁”一句,凭空虚拟一问,自问自答,不仅使词意可以从无可伸展处再生波澜,而且写出了别情的不可解脱。
于是以下一韵,在问句的追逼下,他以极夸张的笔墨,将自己的没有能够挽留住道友的后悔,倾身一发,词刚气烈。费尽人间铁来铸就相思错,这是很大的遗憾,表明了作者心中异常激烈的感情。同时,就像上片后两韵的景语中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义一样,此处也颇有一语双关的妙味。它兼有谴责了南宋统治者采取投降路线,结果弄得南北分裂,山河相望而不得相合的莫大错误。这样的抒情重笔,只有包含了这种分量的内涵,才使人在夸张的笔墨中看见他的真实感情。结尾“长夜笛,莫吹裂”两句暗合词序中“闻邻笛甚悲”之语,糅合了向秀《思旧赋》的悲凄意境和独孤生吹笛入破而使笛裂的故事。长夜漫漫,看不到破晓的希望,凄清的笛声,撕心裂肺。全词在悲凉的意境中收束,情深意永,余音袅袅,较之词人那些“儿女泪,君休滴”的送别之作显得情意缱绻。整首词设喻新巧,写景幽峭,但在艺术上的新奇和不惮外露的相思之情背后,伤心人别有怀抱。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