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上片着重写风水洞中清美的境界。开头两句紧扣题目中“风水”二字落笔,以议论领起全词:“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这是用佛家的眼光观照自然,是对“风水洞”之所以得名的一种诠释。毫无疑问,这是词人接受了佛家宇宙观的一种体现。词人仿佛接触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故应为我发新诗。”而后着力写词人在风水洞发现的别具美感的景物:“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这两句扣住了风水洞“流水不竭”、“清风微出”的特点,结合着词人的视觉感受和嗅觉感受,写出了一个藏娇蕴秀、清美绝人的境界,多少也带有“妄意觅桃源”(《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诗)的思想倾向。
下片自抒所感,并写出出洞后所见。“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这两句是想象,是夸张,实际上表达了对风水洞中“水”的极度赞赏,又很有幽默感。以下转到写出洞归来。“还凭流水送人归”一句,承上转下,点出一个“归”字,而且运用拟人手法,把“流水”以至风水洞都写得富有人情味,词人此行的满足和快乐也就见于言外了。篇末两句承上“归”字,写归途中的景物“层巅余落日,草露已衣。”词人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己到了傍晚时分,词人白天在风水洞逗留的时间之长,就可想而知了。倘若仔细品味,夕露“沾衣”的话兴许还另有一层深意在。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中描写了自得其乐的劳动生活,后半首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该词在模山范水与纪游之外,还隐隐流露出超脱的审美趣味以及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
全词由游览而至生出归田园的意向,结尾处意蕴深厚,既是情绪流程的归宿,也是词人的终生追求。写景、抒情、议论都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表现方法,该词将写景、抒情、议论结合了起来,也可以说是词的诗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开头三句写当年初识伊人的情景。“花下”“深夜”“谢娘”——地点、时间、人物,这不是一首叙事诗,但是开头十三个字,就把地点、时间、人物都写进来了,给人一种特别真切、分明的印象。落笔以“记得”一词领起,口吻也很真切。这写景抒情的真切和分明,正是韦庄词的特点。“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接着写“那一夜”的情景。前一句写景依旧分明,约会是在垂着画帘的近水的厅堂的西面;后一句具体写“那一夜”的情事:彼此手拉着手订下了密约。开头已经点明了时间、地点,在“初识谢娘时”之后,接着照理就应该写到了人,应该写具体的情事,可是接着一个七言的句子仍然写的是约会的背景,然后才引出了上片结拍一个简短的句子:“携手暗相期”。作者写当年幽会的情事,真是惜墨如金,点到即止,刚开了头,就没有了下文。那“初识”之夜的幽会,作者写得更多的是“布景”,而人物的活动却退隐在幕后,只展露出一点片段而已。那夜色中水边的厅堂、低垂的画帘,还有花,给词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爱情的光辉,照见了黑暗中平凡的事物,而只有纯情之爱才会焕发出这样奇异的光辉。韦庄词写男女之情,往往笔墨省净,别有一种清纯的意趣。
下片开头笔锋一转,就写到了离别,真使人有世事无常转头成空之感。“惆怅晓莺残月”,是清晨离别时凄凉的情景,“相别”一句,辞短意促,加上“月”“别”是入声的韵脚,读来似乎有点仓促的意思,让人想见别意的仓皇;“相别”之后,紧接着“从此隔音尘”,就写到了别后的隔绝。这短短的十三个字,写得一气流转,从当时的离别写到日后的隔绝,读来教人嘘唏。最后两句更进一步写相见无由的悲哀,而在这种悲哀之中也包含了漂泊者的忧伤。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