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与名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不仅词调相同，起句也极为相似，只是以“未”、“已”一字之差显示了创作时间的某种差异性。不过，两篇写景的艺术视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如果把作者比作一位高明的摄影师，那么前篇是登高览景，作者在进行定点拍摄，本篇则写晚春游兴，作者兴之所至，移步换景，因而不断变换拍摄的方位、角度和距离。
上阕以城中曲水、亭台两个景点为中心，展开叙写。起笔点明题意，并借用《论语》中的典故，写出了初试春服的心理，很像是现代影视中的“画外音”。接着用对仗分别写两个景点：在一弯曲水上，波浪微微涌动，流杯在水面上平稳地行进，——这里再现了曲水流觞的动态景物，像是在高处拍摄的鸟瞰式的镜头；在春游的亭台上，春风柔和，将人们轻便的春服轻轻飘起，——这是一个近镜头，同时伴随着人们的触觉感受（“软”）。出现在作者笔下的这两处景物，都扣住暮春的季节特点，并从侧面表现了作者春游的乐趣。“纻罗轻”与前文“春服几时成”暗相呼应，这是作品章法细密之处，也值得注意。歇拍一句是即景兴感，有歌颂升平之意，固然略嫌庸俗与陈腐，但第一，作者自熙宁七年冬移守密州，政绩斐然，社会稳定，因而在作品中感到欣慰，这恐怕是“低咏乐升平”的实际意义指向；第二，此句重在一个“乐”字，明白地点出了作者此刻的情绪心理。所以还是差强人意的。
下阕空间背景转为郊野，写来另是一番景象。过片两句，写来到郊野后的第一印象：一场小雨过后，处处呈现出催耕的忙碌气象。作者虽未表露身份，却隐隐传达出作为地方长官的他对农事的关心。接着，他还是像摄影师那样把镜头对准了晚春的景物：百舌不再啼鸣，桃花、李花都已凋谢，只是从灌木林深处传来了水鹁鸪的叫声。这里所有的景物也都扣住了晚春的季节特点，并伴之以人的听觉感受。当作者一眼看到大片盛开的芜菁菜花时，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时的春色应当是属于芜菁的！韩愈《感春三首》之三云：“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亦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这篇东坡词歇拍一句可能从中化出，但更是当时情景的实录，是与镜头相配合的最强的“画外音”。纵观作者其人，喜怒哀乐固然时或有之，但总有一分“无往而不乐”的“超然”之趣，密州时期的作者更是如此。因此，“春色属芜菁”实在是作者对晚春风光，以至于对自然界的一个独特的发现，透露出作者游春的满足感和游兴的浓低。
如果说“百舌无言桃李尽”一句略带伤春的情调，那么至此已一扫而空了的确，接受者可以超越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不论苏轼有意与否，“春色属芜菁”一句道出了某种自然的哲理。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是贬抑：大好春光已荡然无存，其余皆不足观，“芜菁”本不值一提，“春色属芜菁”是以丑充美，可怜之至，也可恶之至；二是褒扬：春天众香国虽极可观，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未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惟有芜菁生命力最强，在晚春时节最富于生机和活力，因而春色最终属于它。
这首词的上片，写征人在驿馆中听到远处传来的戍鼓声和厩内马鸣，起来看到满地寒霜，突起思乡之念，想起了出门时和妻子分别时也正是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猛然记得别伊时，正今日邮亭天气”似从韦庄《女冠子》的“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化来，当然也是写爱情的。“戍鼓”和“厩马”联想到长途劳顿，“霜”的肃杀之气和“满地”的无所遁形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如果说上片是以感发的意象取胜的话，那么下片就走向理性的思索。不过王国维能够做到在理性思索之中仍不失感发的力量。
“北征车彻，南征归梦”是说，我的人在向北方走，我的心却在向南方走，因为我所思念的那个伊留在南方。相反的方向，“车辙”和“归梦”是现实与愿望的反差。所以这两句所表现的，是一种理智与感情、现实与愿望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难以解决的。“调停无计”已经是无可奈何，“知是”更有一种清醒的疼痛。作者悲欢的加上一句“但除却无凭两字”，无凭就是人生的绝对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无凭”这个概念是永恒的。作者想以“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的语态来表达空空的境界。
这首词是一篇叙事言情之作。是在记叙一次与恋人携手游湖的真实经历，同时刻画了一个感情生活异常愉快的少女形象。
词的一开头道出了游湖的时间，是夏日的清晨，如烟一般朦胧的雾气和晶莹剔透的露球将消未消之时，作者用了一个“恼”字，一个“撩”字，便为“留我须臾住”找到了理由，呆了一会儿，才携手走上满开荷花的湖堤。一霎时工夫黄梅细雨下起来了。这种情景在江南的五六月间黄梅成熟季节是常见的景象，这时游湖。烟雨茫茫，格外增添一份朦胧的情趣。
词的下片是写躲避细雨和作者当时的心态。“娇痴不怕人猜”转得好，朱淑真自是朱淑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和衣睡倒人怀”六字，原作“随群暂遣愁怀”，是根据四印斋本校改的，因为上片有“留我须爽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上句又有“娇痴不怕人猜”故改作“和衣睡倒人怀’’才相应，如果是“随群暂遣愁怀”便不好解释了。在黄梅雨降下之时，他们或许是躲避在树荫下，她的娇憨之态不怕别人猜度，干脆不解衣服睡倒在他的怀抱里。最令人难忘的是分手时的情景，待她回到自己家里之后，不想急忙去靠近梳妆台看自己的模样。真是千情百态，描绘尽致，沈际飞《批点草堂诗余四集》续集卷上选收此词时，将其与《地驱乐歌》相比较，那是一首刻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民歌：“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这是一位较为成熟的女性形象，不比此词所写两小无猜更有趣味。
通过对此词的欣赏，似乎更加理解作者婚后之孤独生活带给她的苦闷，对她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折磨，难怪她“独对孤灯恨气高”（《闷怀》）。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