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眺有一些小诗,带着南朝民歌气息,语言精练,情味隽永。《王孙游》就是这样一首小诗。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或自《楚辞》,而所写的内容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这是一首思妇诗,写一个妇女独守青春的苦闷。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蔓:蔓延。红英:红花。这两句是说,地上长满了如丝的绿草,树上开满了各样的红花。
这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春天里,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一派绿色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缀,在鲜明的对比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绿草、红花使人想起这个思妇的青春年华。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无论:莫说。歇:尽。这两句是说,且不要说你不回来,就是你现在回来也赶不上春天了,花儿也谢了。言外之意,是说等丈夫回来,自己也就老了,当然还是盼望丈夫早些归来。
她的丈夫出门在外,自己一个人在家度过她的青春年华,心情苦闷。目睹大好春光,红颜难持久啊!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妇如何急切地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这种对春的珍惜、对时光流逝的留恋透出主人公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物的描绘,到情感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
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的带有文人的雅,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的“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宛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其次,诗写春景逗春情,因景生情,情景相生,短小清新,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点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思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才能成为雅俗共赏的佳作。另外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标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首句“片片随风整复斜”,言雪花随风变化舞姿,或整齐有序,或凌乱歪斜。“整复斜”三字,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起句平缓,接着突然转入抒情——“飘来老鬓觉添华”,雪花落到诗人两鬓,仿佛在提醒他年华老去。
颔联写景,景中含情。“江山不夜雪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千里江山,一片苍茫,让人分不清昼夜;天地无私,把碎玉洒遍千家万户。前句用“不夜”,喻雪势之大,唯有足够大的雪,方可照彻天地。后句用“无私”,直接赞美天地之博爱,同时又让人不得不联想:天地无私。
“远岸末春飞柳絮,前村破晓压梅花”,言飞雪漫漫,如春日柳絮;雪落梅枝,如白梅初绽。后句似化用晚唐诗人齐己的“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一个“压”字,突出雪之厚重。
尾联写人事活动,通过对比,表现出作者不愿仕元,洁身自好的坚贞品格。“羔羊金帐”是蒙古元人的生活习惯,作者用“粗俗”一词概括,可见对新朝的厌弃。“自掬冰泉煮石茶”,这是作者自己的生活——隐居在山林中,掬清泉煮茶,何等高洁雅致!诗人简介:黄庚,字星甫,号天台山人,天台人。出生宋末,早年习举子业。元初“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发平生豪放之气为诗文”。与宋遗民林景熙、仇远等多有交往,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亦摘录其句。晚年曾自编其诗为《月屋漫稿》。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