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词》是乐府诗的名称,本为凉州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诗,描写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战事。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族趁虚大兴甲兵,东下牧马,占据了唐西北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等几十个州镇,从八世纪后期到九世纪中叶长达半个多世纪。诗人目睹这一现实,感慨万千,写了《凉州词三首》,从边城的荒凉、边塞的侵扰、边将的腐败三个方面,再现了边城惨淡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边事的深切忧患。
其一:
第一首诗描写边城的荒凉萧瑟。前两句写俯仰所见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仰望边城上空,阴雨笼罩,一群大雁低低飞过。诗人为何不写边城晴朗的天空,却选择阴沉昏暗的雨景,因为此时诗人无心观赏边塞的风光,只是借景托情,以哀景暗示边城人民在胡兵侵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为增强哀景的气氛,作者又将这暮雨雁飞的景置于特定的时节里。边城的阴沉悲凉,若是霜秋寒冬,那是自然物候;而这时既不是霜秋,也不是寒冬,却是万物争荣的春天。“芦笋初生渐欲齐”,俯视边城原野,芦苇吐芽,如笋破土,竞相生长。这句已点明寒气消尽,在风和日暖的仲春时节,边城仍然暮雨连绵,凄凉冷清,很容易启人联想那年年岁岁的四季悲凉了。这两句写景极富特色。俯仰所见,在广阔的空间位置中展现了边城的阴沉;暮雨、芦笋,上下映照,鲜明地衬托出美好时节里的悲凉景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后两句叙事。在这哀景之下,边城的悲事一定很多,而绝句又不可能作多层面的铺叙,诗人便抓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事件:“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中的“碛(qì)”,是沙漠;“安西”,唐西北重镇,此时已被吐蕃占据。眺望边城原野,罕见人迹,只听见一串串的驼铃声消失在遥远的沙漠中,这“遥过”的铃声勾起了作者的遥思:往日繁荣的“丝绸之路”,在这温暖的春天里,运载丝绸的商队应当是络绎不绝,路过西安,通向西域;然而如今安西被占,丝绸之路受阻,无数的白练丝绸不再运往西域交易,“应驮”非正驮,用来意味深长。诗人多么盼望收复边镇,恢复往日的繁荣啊!“应驮”这点晴之笔,正有力地表达了诗人这种强烈的愿望,从而点明了此诗的主题。
这首绝句,写景叙事,远近交错,虚实相生,给读者的联想是丰富的。一、二两句实写目见的近景,以荒凉萧瑟的气氛有力地暗示出边城的搔乱不安、紧张恐怖,这是寓虚于实;三、四两句虚写耳闻的远景,从铃声的“遥过”,写到应驮安西的“遥思”,以虚出实,在丝绸之路上,掠夺代替了贸易,萧条取代了繁荣,这虽是出于诗人的遥想,但已深深地渗透到读者想象的艺术空间。
其三: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岁晚”原本指时节。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但这个节气有时候出现在农历“年初”,有时候又出现在农历“上一年年末”,凡后一种情况,即称作“岁晚”(岁晚,即“年末”),民间亦称作“内春”。“岁晚”,在这里是指农历九月。此时,秋水澄碧,菊花正开,丝毫不比春景逊色。并且由于时近岁暮,“此景过后更无景”,因而比春景更令人爱惜。王安石以时节(“岁晚”)而不是以景为题,正是为了突出这种“岁晚惜流光”的感情。“月映林塘淡”,可见不是朦胧新月,至少是半月。明月与清波相映,明朗动人,这就为“坐野航”作了伏笔。而塘畔菊花,藏于枝叶之中,虽有月照,依然黝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去“寻”。“风含笑语凉”,着一“含”字,可知笑语在风中缓缓荡漾,那么,这风就是微风了。正因有此微风,才能“小立伫幽香”-一小立片刻,等待菊花的“幽香”一缕缕飘来。由此可见,作品所展现的幕幕图景,尽管流转变化,却和谐统一。诗人运笔是极为细密的。
中间两联正面描叙诗人的赏玩过程。“俯窥”句赏水,“小立”句赏花。“绿静”二字颇可玩味。王安石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分别用“绿”、“静”来表现水的动人,如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澄江静如练。”所以,用“绿静”来代指水,就暗含了这一类描写在内,因而其作用也就不限于和“幽香”成对,求得属对工整,同时也富于画意,正好显示了水的“可怜”(可爱)。
宋人许顗《彦周诗话》曾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写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春涨绿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船’。皆观其影也。”三、四两句中的“俯窥”池塘,并非仅仅看水(那样就用不着“窥”了),而是入迷地欣赏着“水中影”:月影、树影、花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景物。“窥”字极为传神,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诗人的个性;不仅如此,它还和“小立”形成对照,风致悠然。
“携幼寻新的”承“小立”句而来:塘畔的缕缕幽香诱惑着诗人,于是他兴致更高,“携幼”相寻。画面中出现了一老一少,相互之间又是如此亲密,款语绵绵,这就照应了上文的“笑语”。“扶衰坐野航”,进一层表现赏玩之兴。“扶衰”,虽衰老而强起;“野航”,一种“恰受两三人”(杜甫《南邻》)的小船。年老体弱,而所坐又非画舫楼船,既无箫管之喧,又无友朋之乐,却唤起他如此高的游兴。不为别的,正是这秋月映照着的林塘夜色和“岁晚惜流光”的深切感情。所以“扶衰”并非叹老,“野航”亦非调侃,而是要通过二者更深刻地反衬出他的情怀。
最后一联画龙点睛。“延缘”,徘徊流连。“延缘久未已”具有很大的容量,它不仅包括了上述全部赏玩过程,还表明“扶衰坐野航”之后诗人仍在夜游。至于他何时会“已”,没有明写,也没有暗示,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明了“延缘久未已”的原因:“岁晚惜流光。”有了这一句,全部描写赏玩的画面就获得了灵魂,读者尽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想象,去回味。此诗虽然用笔平实,仍有含蓄不尽之意,原因正在于此。
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