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是游子客中自叙，开头两匀追述他离家时与妻子约定五日便返，因为“去”、“来”只有三百里路，谁知出门在外，身不由己，如今六天已过，逾期未归，他便料想家人定会产生疑虑，更会在门外伫立凝望：“应是望多时”。前四句用平淡的语言，说出了人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应是”句从对方写起，从对方落笔，看似平常，却把自己思念家人和家人盼蔓亲人归来的心情同时表达出来，真是一箭双雕。
下片写游子归心似箭，回程途中，尽管不断加鞭，仍嫌马儿走得太慢。“鞭个马儿归去也”。照理马儿就会跑得更快．但他“心急”，故嫌“马行迟”。一“急”一“迟”，互为映衬。用字平常，含义丰富。忽听得路旁喜鹊在枝头上喳喳叫，游予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美好的设想：“不免相烦喜鹊凡，先报那人知。”长期的民俗传说均把喜鹊作为富于人情睬的报喜之鸟，在敦煌瞎子词中一再出现，如《阿童篓》：“正霓庭前双鹊喜。君在塞外远征网”。说喜鹊将给离人带来喜讯。此词男主人公抱着淳朴的愿望，希望喜鹊先飞回家。向。那入”报个讯。这样，这只喜鹊就成为沟通恩归与游子思想感情的媒介，把游子的归家心切和器切的盼望之情相互交织、统一起来。
该词充分体现了辛词通俗清新的艺术风格。它既无运用历史典故，亦无慷饿刚健之音，而全用朴素清新、明自如话的家常语，采取自描的手法，把游予思归的心情描绘得活灵活现。癔情朴实真挚，格调健康清新，且词中两个“儿”字，一在句中，一‘在句末，均为当时民间口语，更富有民歌风韵。
这首《嘲桃》讽刺桃花在春风中扬扬得意之态和忘恩负义的恶行。
桃花当然是美艳的，“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可爱艳丽的小桃花在水井旁活泼地绽开着花蕊，那平静深碧的井水中也倒映出桃枝光彩洋溢的花影。井边一树桃花，这本身就是一幅生动的写意画，充满了诗意与色彩的明暗对比。桃花的美丽还在于它早开，桃李报春，得风气之先。那妖艳的花枝在和暖的春风中摇曳招展，风姿绰约，确是迷人。然而，就在桃花得意扬扬的时候，它忘了是谁将它催开。非但如此，它还一边炫耀它的美艳，一边却嘲笑它的恩人一一春风的无形无色。“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何等薄情，何其忘恩负义。美艳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但不可因此而自炫；美艳也不全是天生的，有时会得益于各种有利条件，所以，更不可因此而忘乎所以。“嘲桃”是一种比喻，愿人们以此诗中的夭桃为戒。
全诗采用讽谕的手法，表面嘲桃，实际嘲人。首句嘲桃之撒赖元行，次句嘲桃得意之早，三句嘲桃之无能耐，四句嘲桃以怨报德。从表到里，最终揭示了其卑劣无耻的本质，真是深入见骨。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