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祖与其妻“十年未始轻分”,感情甚笃。这首词把悼念亡妻的痛切之情与独处异乡的孤寂之感揉合在一起,感人至深。
上片为忆旧。词写于时近“寒食”之际,正当莺啼燕语,百花争妍的时节,换上春衣到郊外踏青赏花,是古代文人的赏心乐事。此时“寻春服”,自然不难联想起当年妻子在日,每值清明寒食,总要为自己裁几件春衣。“裁春衫寻芳”便由此落笔。“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这两句用以一“记”字领起两个四字句。《古诗十九首》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素手”二字已暗示出其妻的贤慧温柔。旭日临窗,作者看着妻子为自己外出赏花准备衣裳。这是一幅极平常的家庭生活剪影,静谧、和谐、美满。“十年未始轻分”的夫妻终于拆散了。“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前句化用谢道韫《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这里将“柳絮”改作“残絮”并继之以“斜阳”,透露出一种萧瑟凄凉气象。残絮被风吹去,难以寻觅,暗示妻子的亡故。以“残絮”比其妻,也透露出词人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妻子死后,已几度春风;柳照样绿,花照样开,而伊人一去不复返了。“谁念我,今无裳”二句,照应词题。显示出梅溪词结构之缜密,此情本是因寻春服而起,“今无裳”勾起愁肠,使作者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自少年消磨疏狂”一句,出自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中年丧妻,郁郁寡欢,少年豪气消磨殆尽。上结三句,又用领字格,以一“但”字领起三句,刻画梦境。“听雨挑灯,攲床病酒”二句,明显是借用贺铸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句意。“多梦睡时妆”乃是写实情。上片通过对亡妻琐碎往事的回忆,倾诉作者对她的一往情深。
下片直抒胸臆,重在表达自己对亡妻绵厚炽热的深挚感情。换头是一个折腰六字句,“飞花”照应“残絮”,“良宵”照应“多梦”,使上下片意脉紧紧相连。又有人去楼空意兴阑珊之味。“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以“有”字领起两个四字句。这两句互文见义,说明亡妻精于音乐。音乐虽美,则难与旧人共赏,不禁伤怀难已。睹物思人,自然引入下句:“最恨湘云人散,楚魂伤。”词人青年时期曾在江汉一带生活过,他写及爱情的许多作品也常常带上“楚”“湘”等字眼。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其结婚是在楚地,二是其妻名“湘云”之类。在这里,“湘云人散,楚兰魂伤”二句为对文,曲笔写妻子之死,自己之悲。冠以“最恨”二字,是极写词人的痛惜之情。“身是客,愁为乡”二句更推进了一层,表现了自己孤独凄苦的身世之感。“算玉箫、犹逢韦郎”句,用韦皋典故。玉箫生不能与韦皋再会,死后犹能化为歌妓与韦皋团圆。对照感叹自己妻子亡故以后,再也无缘与她重会了。后结“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二句,既点出此时节令,又暗举出与亡妻共同有过的美好往事。词人寒食祭坟,见人家出游踏青,妇女采集芳草,不由想起往日新婚之乐来。以乐景写哀情,愈见其哀思之深切。
《寿楼春》乃梅溪自度曲。本来似乎是志得意满的心境,但车马轻裘,锦衣玉食,换不来佳人一盼,正是富贵景象,凄凉心境,两相对比,自然引发词人无限伤感。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韵律方面:其一,此词冲破了一句之中“一声不许四用”的戒律,词中常出现四平声句和五平声句。如“消磨疏狂”,“犹逢韦郎”均为四平声,而起句“裁春衫寻芳”则是一个五平声句。这是对词律的大胆突破,这在婉约词人中更是极罕见的。这是史达祖对婉约词的发展。其二,此词多用平声和拗句。全词一百零一字,平声字便占了六十四个。拗调平声使声音舒徐平缓,也直接影响到词的艺术风格。正如焦循所说:“词调愈平熟则其音急,愈生拗则其音缓。急则繁,其声易淫,缓则庶乎雅耳。如……吴梦窗、史梅溪等词,往往用长句……而其音以缓为顿挫。”(《雕菰楼词话》)其三,运用双声叠韵。这使词的节奏更为舒缓,声情更为低抑,充满凄音,适于抒发缠绵哀怨的悼亡之情。
此诗以凯风吹彼棘心开篇,把母亲的抚育比作温暖的南风,把自己弟兄们小时候比作酸枣树的嫩芽,“丛生的”小嫩芽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全是母亲大人辛勤哺育的功劳。七个儿子一个一个长大成人(材)了,母亲的大恩大德,堪称圣善,儿子却是不孝儿,这就是自责自称,总嫌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与母亲的养育之恩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无以为报。
从第三章开始,作者又以寒泉比母,以黄鸟比子,作进一步的自我批评。寒泉也成为母爱的代称。寒泉在地下流淌,滋养浚人。母亲生养弟兄七人,至今还如此劳苦,让作儿子的如何心安?黄鸟鸣叫得清丽婉转,尚且如此悦耳动听,为什么七个儿子却不能抚慰母亲那颗饱受孤苦的心呢?
诗的前二章的前二句都以凯风吹棘心、棘薪,比喻母养七子。凯风是夏天长养万物的风,用来比喻母亲。棘心,酸枣树初发芽时心赤,喻儿子初生。棘薪,酸枣树长到可以当柴烧,比喻儿子已成长。后两句一方面极言母亲抚养儿子的辛劳,另一方面极言兄弟不成材,反躬以自责。诗以平直的语言传达出孝子婉曲的心意。
诗的后二章寒泉、黄鸟作比兴,寒泉在浚邑,水冬夏常冷,宜于夏时,人饮而甘之;而黄鸟清和宛转,鸣于夏木,人听而赏之。诗人以此反衬自己兄弟不能安慰母亲的心。
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
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
开端从自身宦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说。“长忆”,是就行役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
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五),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一、《有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词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作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是归故乡(蜀地),叙“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杭州)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承。
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
过片承上“归去”句,展开了与陈襄同游西湖的想象:“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作平平叙写,而是将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迭印”在一起,这就平添了诗的意蕴。两句既表达了友情,又扣住杭州美景来写,与上文“吴山好”、“吴蜀风流”相照应。篇末两句进而想象共饮的情景,要友人在宴会上仔细看一下,怕是自己容颜变得衰老了。这两句扣合着自身行役在外、数月未归的经历,流露出岁月流逝、羁旅劳苦的感慨。出语坦率而略带诙谐,这是真挚的友情一种自然的表露。
这首诗首六句是第一段,追叙诗人一直在望月,不但望日望月,新月时也在望,怀人之思深矣。“始出西南楼,纤纤如玉钩”,二句写新月初生,细小弯曲而柔弱娇美,如玉钩般晶莹剔透的月牙,开始出现在西南楼的方向。以下又以“末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二句承接上文,继续写新月的将落。此二句说新月将落时,那弯曲细长而娟美的新月转而照射在东北面的台阶上。以下二句则总写新月,初生新月光线柔和微弱,所以似乎被带有珠饰和琐形花纹的窗帘所遮隔。这里“蛾眉映珠栊,玉钩隔琐窗”二句,把无形之光线当作有形之物体来写,形象生动而富有实体感。这种以实写传虚景的手法,把初生新月娟美柔弱、犹如病态美人婀娜多姿的形态细腻传神地活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许多可以想象的审美空间,取得了良好的审美效果。
中间六句是第二段,写眼前月圆的实景。“三五二八夜,千里与君同”,笔锋一转,由初生新月写到望日之月。读至此,方使人悟到以上六句所写是追叙,其目的正是以新月和眼前望日之月作对比。新月光线柔弱,恐难以照远,不能和远方的“情人”共赏,而今正是月圆光满之时,正好与对方隔千里而共度此良宵。引出怀人之思,为下文的厌倦客游生活埋下伏笔。“夜移衡汉落”,承上继续写眼前景,并交待时间。北斗星转换了方向,银河众星也逐渐稀疏,表示夜已很深,交待赏月已久。“徘徊帷户中”,笔锋又转到玩月,写月光缓慢地照进屋中。此句又一次采用了以实写传虚景的手法,把月光的移动比作人的徘徊,富于感情色彩,也暗示了诗人当时的忧愁心绪。“归华”二句,转写月光照射下的官廨中残花败叶景象,并由花叶的过早为风露所摧残凋零,转而进一步引起下文的身世之感和对现实状态的忧怨。“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可谓律诗佳联。
诗后十句是第三段。“客游厌苦辛”二句,是由上文的残花败叶的凄凉景象转到自身倦于客游仕官生活的感受,过渡自然和谐。由于厌倦了这种如飘尘般的不稳定生活,所以诗人自然而然地闪现出“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的想法。二句说乘这公务繁忙之后的休假日及时地休息宴饮。“宴慰及私辰”句比较巧妙,既照应了题目的玩月,又自然地向下文的写赏月时的宴饮过渡。
“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承接上文“宴慰”,此二句写赏月时用优美动听的音乐来娱悦身心,消除不快。同时又暗用典故,表示自己志趣洁白高尚,知音者少,照应上文“千里与君同”,又为结尾的“留酌待情人”埋下伏笔,具有多重作用。“肴干酒未阕,金壶启夕沦”,仍就眼前而说,上句说玩月而饮,肴菜已尽而饮兴正浓;下句照应“夜移衡汉落”,“金壶”,即铜壶,又名漏,是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此说上面铸有金人的夜漏已尽,天色将明,又一次交待时间。末二句承“启夕沦”,写天色将明而不得不结束这次的赏月,但临行而又止,欲留下来等待与“情人”共饮。表示对玩月之夜的无限留恋和对知音的深切怀念,与“千里与君同”相呼应,发人深思,余味无穷。
这首诗遣词造句形象生动,特别是前二段,把新月初生的灵幻光景和公廨处景物描绘逼肖。钟嵘《诗品》说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辞”,又说他“贵尚巧似”,此诗可算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此诗风格清丽柔弱,在诗人“操调隐急”(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敖陶孙《诗评》)的总体风格中可算是别具一格的作品,但后代有人把它和宫体诗相并论,却是失之偏颇的过激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