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之所以有不同的解释，分歧主要源于对“驺虞”一词的理解。坚持“诗教”的学者们视驺虞为仁兽，认为此诗是描写春蒐之礼的，人们驱除害兽，但又猎不尽杀，推仁政及于禽兽，但是将驺虞解释为兽名最大的缺点是与诗意不能贯通。有人说，“驺虞”是一种义兽，它不食活物，只食死物，有着慈悲心怀；还有人说，诗中的“驺虞”所指并非义兽，而是管鸟兽的官职，指代专门管鸟兽的官吏。《鲁诗》就已将“驺”释为天子之囿，将“虞”释为司兽之官，今人鲍昌《释〈驺虞〉》一文，解“驺”为饲养牲畜的人，解“虞”为披着虎皮大声呼叫的人，将驺虞合训为猎人。
全诗两章，每章三句，第一章首句“彼茁者葭”，“葭”是初生的芦苇，长势甚好，故用“茁”来形容。用“茁”还有一个好处，一下子就把蓬勃向上的气息散发出来了。此句点明了田猎的背景，当春和日丽之时。风煦润物，花木秀出，母猪藏匿在郁郁葱葱的芦苇之中，极为隐秘，猎人却能够“壹发五豝”，所获不菲。第二章首句“彼茁者蓬”，“蓬”指蓬蒿，草本植物。在这里，芦苇也好，蓬蒿也好，都不是什么主角，只是用来点缀鲜花的绿叶。此句指出行猎是在蓬蒿遍生的原野，天高云淡，草浅兽肥，虽然猎物小猪不易被发觉，但猎人仍然能够“壹发五豵”，轻松从容。打猎的地点、背景在变，但猎人的收获同样丰厚，足见其射技之高超。作者截取了行猎过程中的两个场景，简笔淡墨，勾勒出猎人弯弓搭箭、射中猎物的生动画面，可谓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关于“壹发五豝”与“壹发五豵”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壹发”是指射出一支箭；有人说“壹”不是确数，“壹发”只是泛指射箭的动作；有人说“壹”是指一打，即十二，“壹发”是指射出十二支箭；还有人说这其实指的是一次驱车狩猎的行为。“豝”可能是公猪也可能是母猪，“豵”是指小猪。其实是雄是雌，是大是小关系都不大，因为这里主要想说明猎物之多，以引出末尾的感叹句：“于嗟乎驺虞”。
全诗清晰地显现出三个层次。
首四句总写秋日的节侯特点及其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前二句首先写出秋天的一派肃杀之气。“仲秋月”就是农历八月，是典型的秋日，此时天气转凉，霜露渐起，百物凋零，所以冠以“萧瑟”二字。“飂戾风云高”是说此时节云淡天高，秋风阵阵。“飂戾”就是风声。如此萧瑟的节候自然会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感应：“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住在山中的人会首先感到这时序的变化；远行在外的人很容易产生凄凉之感、思家之念，以至于要放声唱歌来舒散心中的愁闷。这一层写出了对秋日的总体印象，为后面的具体描写秋景张本。
接下六句为第二层意思，写自身所感到的节候变化。“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是说稀疏的树林中不断地刮起冷风，空荡荡的山峦上聚集着浓云，这是山林中的变化。“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是说浓重的露水洒落在庭院中的树上，繁密的叶子就从茂盛的枝条上落下，这是庭院中的变化。这种无情的肃杀之气虽说无可抗拒，但在受其摧残的时间和程度上，各种景物是不相同的，那是它们各自的品质和抗御能力不一样，所以紧接着补了两句：“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菌是一种寿命极短的植物，《庄子》上曾说过“朝菌不知晦朔”，所以作者抚之而生悲。苍松不怕寒冷，秋气无损于它，所以作者不禁要攀其枝叶，投以羡慕的眼光。这一层写的虽是眼前常见景物，刻画却是精细而鲜明的，而且诗人还为之动了悲、羡之情，足见他并没有用哲人的冰冷目光去静观这种“时变”，而是饱含着诗人的感情去体察的，也就是说诗人是以热呼呼的心肠描绘出这秋日的凄清画面的，所以其间充溢着浓郁的诗意。
松柏是高洁品质的象征，上句诗人既有羡于松，虽是写景，但个人志趣已经流露，后四句遂顺调转入抒写自己的情志。“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是说：在这秋天的日子里，大自然尽管如此萧瑟，我还是愿意投身于它的怀抱，远远地来到林边野外钓鱼，与朝廷、市场这些争名争利的场所断绝联系。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意思是说：只要把纷繁的世界看得淡漠，无求于人，无苛于己，保持着远古人的心胸，那我们离无为自适的境界也就不远了。“濠上”一典出于《庄子》的《秋水》篇，其中写庄子与惠施在濠上（在今安徽凤阳）闲游，看到鲦鱼从容出游，因而引起了鱼究竟知不知道快乐的一番辩论，后世就把濠上指代逍遥闲游的地方，把崇尚老庄就说成是濠上之风。此二句是谈玄论虚之词，也是全篇的旨归。道家认为一切礼乐道德等社会规范，以及人们有组织的行动与交往都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扼杀，所以他们要摆脱一切制度与文明的束缚，把任情适性、归真返朴当作终身追求的目标。这里颂扬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孙绰此诗虽也涉及玄理，却并不淡然寡味。首先，作者是在对秋日景象的描绘和由此而产生的悲、羡之情上引出对濠上之风的颂扬的，这是诗歌艺术上常用的讽咏比兴法，因此自然也具有艺术感染力。其次，此诗所涉及的玄理，并非阐释道家的具体教义，仅仅是表明一种归依道风的感情，而表现感情乃是诗歌的天职，诗情诗味即由此出，这也是此诗不乏诗味的原因。
当然，此诗虽也较多地写了山水风景，林野秋色，但因为它既未以游览作为描写景物的过程和手段，也没有把自然景物作为美感观照的主位对象，所以它仍属于玄言诗，还不是一首山水诗。但是，孙绰本人是爱好山水的，描摹山水的本领也是高超的（例如其《天台山赋》就写得掷地有声），而且他“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所以他诗中的自然景物（包括山水），也就应当另眼相看了。此诗借秋日景物来表明其向往濠上之风，也就是为了化解其胸中郁结，这与“老庄告退”后兴起的山水诗有着共同之处。更明确地说，被称为空洞虚泛的玄学，却也有其注重自然之道、注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面。作为玄学的诗歌形式的玄言诗，因而也有其注重从自然——山水之中体悟玄理，亦即企图让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取得和谐的倾向。正是这个倾向的不断发展延伸，才终于有了以山水为重头、而玄理退居为“尾巴”的山水诗。孙绰此诗中，阐明玄理虽然还是诗的主要目的，但谈玄在篇幅上已是“尾巴”了。因此，如果说此诗包含着山水诗的某些因素或萌芽，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这首诗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以艺术的手法来诠释心中的愁绪和感慨，读起来沉郁真挚，依稀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花明柳暗、高楼独立、孤鸿飞翔的画面。李商隐用他生动的笔墨，既写出了夕阳楼的真实风景，也尽情倾诉了他的心事和渴望。
“首两句”是倒装语。“花明柳暗”的风景是在“上尽重城更上楼”后所见。但第二句对于第三句的“欲问孤鸿向何处”，又是顺叙。可见诗人构思炼句之巧妙。像《登乐游原》一样，诗人的身心异常疲累，灵与肉遭受着痛苦的煎熬，心灵的宇宙愁云密布，内心深处感到异乎寻常的压抑与孤独。所以诗人“上尽重城更上楼”时，不愿，不甘，乏力，又无可奈何，“上尽”，还要“更上”，成了一种负担，一种难以承受的体力和精神的负担。这与王之涣“更上一层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诗人登楼所见景物有二：一曰花明柳暗。二曰悠悠孤鸿。众所周知，任何诗人描摹景物，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并把选择对象在自己的心灵中加以主观化的熔铸。成为诗人自己的经过改造了的景物。《夕阳楼》诗中所出现的“花明柳暗”，说明时值春色烂漫的季节，大自然本应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天地。但是李商隐却没有“峰回路转”、“又一村”的那种感觉，而是把弥漫在诗人自己胸际黯淡的愁云，又转而弥漫到“花明柳暗”的景物之上，使如许春色也蒙上了一层万里愁云万里凝的黯淡色彩，而且诗人胸际的愁云又放而大之，弥漫充塞到了天地间，成了“郎天愁”，此愁不同于它愁，此愁悠长、纷乱。李商隐诗在遣词造句上是非常讲究的，同一事物，他不说“柳暗花明”，而写成“花明柳暗”，词序排列由明而暗，而愁，以显出情绪变化的层次，如按通常“柳暗花明”的说法，便乱而无序了。由此可见诗人对意象的关注，造境的巧妙。
诗中三 、四两句专就望中所见孤鸿南征的情景抒慨。仰望天空，万里寥廓，但见孤鸿一点，在夕阳余光的映照下孑然逝去。这一情景，连同诗人此刻登临的夕阳楼，都很自然地使他联想起被贬离去、形单影只的萧澣，从内心深处涌出对萧澣不幸遭际的同情和前途命运的关切，故有“欲问”之句。但方当此时，忽又顿悟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秋空孤鸿一样孑然无助、渺然无适，真所谓“不知身世自悠悠”了。这两句诗的好处，主要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一种特殊人生体验：一个同情别人不幸遭遇的人，往往未有意识到他自己原来正是亟须人们同情的不幸者；而当他一旦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时，竟发现连给予自己同情的人都不再有了 。“孤鸿”尚且有关心它的人，自己则连孤鸿也不如。这里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哀，更深刻的悲剧。冯浩说三四两句“凄惋入神 ”，也许正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欲问”、“不知”这一转跌，则正是构成“凄惋入神”的艺术风韵的重要因素。此诗体现了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的特点。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