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写狩猎的情况。秋风劲吹,牧草枯黄,逐围打猎的季节到了。王孙贵族带着劲弓,骑着骏马,驰骋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晚上,吆喝着鹰儿,归来马上悬挂着猎获的野兽。
这首诗采取了平铺直叙的手法,不写打猎所注重的斩获、追逐等热点,只是淡淡说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那刀响弓鸣、马蹄飞扬的热闹场面。
这首诗布局巧妙,展示出全天的旅行过程,但有详有略,重点突出。注重写景角度的交错变换,从不同时间、不同的光影效果加以描写,因而诗人笔下的景物变幻多端,瑰丽神奇。
首联通过对出行时天空景色“晓月”、“残星”的描写,突出时间尚早,诗人旅途艰辛,长途跋涉不辞劳苦。“饬装”、“奔策”又把出行动作化、具体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笔势突兀,句法挺拔,不落俗套,气势壮阔,起到振起全篇的作用,也是古人所谓的“突起”。因而明代陆时雍评价说:“如此起句,是大家数。”(《古诗镜》)
颔联从山顶上的“危阁”、“回梁”写起,描写旅途中见到的景色,突出其特点:奇、险。蜀地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被赋予诗人的感受——“危”、“回”,准确而新颖。“丹障”、“翠屏”描绘出山峰的不同形态、不同色彩,表现出诗人新颖独到的写景技巧。
颈联写诗人透过云雾观景,大树、山峰都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具有隐约朦胧之美。“迷”、“失”写出诗人对山中特有景物的奇妙感受,写景角度的不同,从“云间”、“雾里”观峰看树,突出一种迷离朦胧的状态。
尾联诗人强调夜色降临,暗示一天的辛苦将告结束。这两句极为巧妙,没有直接道来,而是借凉风的不期而至,诗人才意识到时间已晚,才看到夜萤乱飞。此联生动地表现出诗人游兴正浓,兴致勃勃,陶醉忘时的情态。行文巧妙,凉飙至、夜萤飞唤起诗人的时间观念,从一个侧面说明诗人已完全沉醉在大自然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此诗写景与抒情浑然一体,它既有永明体写景生动、锤炼精工的特点,又吸取了魏晋古诗的气骨,是王勃诗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首。
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乐府叙事诗。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敷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天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被罗敷美色所打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极。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段,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璧。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