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起句全用《醉翁亭记》首句原文。起笔写出环滁皆山之空间境界，颇有一份大自然怀抱之中的慰藉感，从而覆盖全篇，定下基调。下一个“也”字，已露唱叹之情。“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用原作句意，词句更省净，直指环山中之琅琊。蔚然一词更言深秀，倍加令人神往。“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三句，以便装句法，移植原作中“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下泉上者，醉翁亭也”等句的句意直点出意境核心之所，而语句更加省净。“翁之乐也。”此一句拖笔，变上文之描写而为抒情，词情遂愈发曳生姿。这句是词人统摄原意而自铸新辞，笔力之巨，显然可见。接下来“得之心、寓之酒也。”二句概括原作中“醉翁之意不酒，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之意不酒”原作文眼之句，而山谷却宁舍此不用，可谓独具慧眼。境由心生，故谓之得。酒为外缘，故谓之寓。此句较“醉翁之意不酒”，更为内向，更为深刻。“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此三句，囊括原作“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一节，于朝暮一节仅以日出二字点出，其余略去，而着力写四季。这是因为写四季尤可开拓意境之时间深度，从而与上文环滁皆山的空间广度相副，境界遂愈感阔大遥深，此类笔法，深得造境之理。只言景无穷，而乐无穷实已寓于其中，这又深得融情之法。词人运思之自由灵活由此可见一斑。
过片，将原文“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一节，尽行打并“游也”这两字短韵的一声唱叹之中，笔墨精炼绝伦。下边着力写太守与众宾客之游乐。“山肴野蔌，酒冽泉香，沸筹霾。”筹，是用来行酒令、饮酒计数的签子。此三句，移植原作中的意境、句意泉香酒洌，系泉洌酒香，倒装为的是增强语感之美。山肴泉酒之饮食，及此处略写的非丝非竹之音乐，正是野趣、自然之趣的体现。极写此趣，实透露出作者愤世之情。众人之乐以至于沸，又正是众人与太守同一情趣之证明。“沸”字添得有力，足见词人文思之奇。人心既与自然相合，人际情趣亦复相投，所以“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太守遭贬谪别有伤心怀抱，故返归自然容易沉醉。众人无此怀抱，故欢然而已。一醉一欢，下字自有轻重。此二句移植原作中“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几句句意。下边，“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三句，揉合“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及“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太守游宴，不用乐工歌妓弹唱侑酒，因有酿泉潺潺水声助兴。其所乐者何？众人不知，但太守实以与民共乐为乐。“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结句亦隐括原文结语：“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醉翁亭记》以雍容而平易之文情，表现了超越而深沉的哲思，即天人合一、与民同乐的乐观精神。
此词隐括原文，尽得文之精神，故全篇处处能表现乐于自然、乐于同乐之情景。尤其上片云“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下片云“太守醉也”，又云“太守乐其乐也”，反复暗示寄意所，处处都能于隐括之中不失其精神。
黄庭坚的这首《瑞鹤仙·醉翁亭记》其骨架是欧阳修的，文学价值也不能同散文《醉翁亭记》类比。它的好处是将欧文的400余字，缩写改写不到100字，篇幅仅是原文的1/3，而主题却概括了进去。散文《醉翁亭记》，连用了21个虚词“也”字，《瑞鹤仙》亦以“也”字押韵，既保留了《醉翁亭记》的风格，又适应词的格律要求，确实是文坛上的异想天开，另一种的别开生面。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所谓“一岁四行役”，说的便是这一年。这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像这七首诗所写的，真是到了“惨绝人寰”的境地。他采用七古这一体裁，描绘流离颠沛的生涯，抒发老病穷愁的感喟，大有“长歌可以当哭”的意味。
在内容上，第一首从自身作客的窘困说起；第二首写全家因饥饿而病倒的惨况；第三首写怀念兄弟；第四首写怀念寡妹；第五首，由悲弟妹又回到自身，由淮南山东又回到同谷；第六首由一身一家说到国家大局；第七首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在结构上，七首相同，首二句点出主题，中四句叙事，末二句感叹。
从艺术上说，组诗末首是较为精彩的篇章。此诗开头使用了九字句：“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浓缩《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意，抒发了身世感慨。杜甫素有匡世报国之抱负，却始终未得施展。如今年将半百，名未成，身已老，而且转徙流离，几乎“饿死填沟壑”，怎不叫他悲愤填膺！六年后杜甫在严武幕府，曾再次发出这种叹穷嗟老的感慨：“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莫相疑行》）其意是相仿的。
次句“三年饥走荒山道”，把“三年”二字缀于句端，进一步突现了诗人近几年的苦难历程。“三年”，指至德二载（757）至乾元二年。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而遭贬斥，为饥饿驱迫，在“荒山道”上尝够了艰辛困苦。
三、四句，诗人追叙了困居长安时的感受，全诗陡然出现高潮。十二年前，杜甫西入长安，然而进取无门，度过了惨淡的十年。他接触过各种类型的达官贵人，发现长安城中凭借父兄余荫，随手取得卿相的，以少年为多：“长安卿相多少年。”这不能不使诗人发出愤激之词：“富贵应须致身早。”“致身早”，似是劝人的口吻，却深蕴着对出现“少年”“卿相”这种腐败政治的愤慨。这和他早年所写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显然同属愤激之言。
五、六句又回到现实，映现出诗人和“山中儒生”对话的镜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诗人身处异常窘困的境地，当然感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因而和友人谈起的都是些令人很不愉快的往事。忧国忧民的“怀抱”无法实现，自然引起无限伤感。
第七句“呜呼七歌兮悄终曲”，诗人默默地收起笔，停止了他那悲愤激越的吟唱，然而思绪的巨潮如何一下子收住？“仰视皇天白日速”，搁笔望天，只见白日在飞速地奔跑。这时，一种迟暮之感，一种凄凉沉郁、哀壮激烈之情，在诗人心底涌起，不能自已。
《同谷七歌》在形式上学习张衡《四愁诗》、蔡琰《胡笳十八拍》，采用了定格联章的写法，在内容上较多地汲取了鲍照《拟行路难》的艺术经验，然而又“神明变化，不袭形貌”（沈德潜《唐诗别裁》），自创一体，深为后人所赞许。此诗作为组诗的末篇，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艺术上，长短句错综使用，悲伤愤激的情感，犹如潮水般冲击着读者的心弦。文天祥曾拟此体作歌六首。
公元422年（永初三年），谢灵运被降职外放永嘉任太守。诗人在郡不理政务，恣情遨游山水。每游一处，必有诗篇记胜。这首诗即是其一。据《读史方舆纪要》说：“（永嘉）西北二十里有青嶂山，上有大湖，澄波浩渺，一名七峰山。”此青嶂山，似即绿嶂山。
谢灵运的山水诗多采取纪游的写法。其章法结构，大抵是先纪游，继写景，最后兴情悟理。此诗即采取这种井然的推展次序。起首二句，写他出发前的准备和启程情况。诗人携带足够的干粮，拄着轻便的手杖，兴致勃勃地启程了。他沿着逶迤起伏的山路徐行而上，要攀登那风景清幽奇险的高峰。“怀迟”，与威夷、逶随、逶迤等词通。“幽室”，风景清幽之处，指绿嶂山。灵运是一位旅行家、冒险家。他所选择的风景，不是那些寻常易见的田园或低丘浅流，他对山水的欣赏，不像陶渊明那样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眺望为满足。他总是以高山深谷为目标，欲求人所未见的幽景奇观。这两句的“裹粮”和“杖策”，就表明了这次旅游路程之遥远险阻，也流露出诗人寻幽探胜的极大热忱。灵运诗这种在开篇记游时即表现出的欣喜向往之情，往往能使人一开卷就引起感情的共鸣。次二句，写他溯流而上，向溪涧的源头前进；到了上岸处，兴致仍然十分浓厚。这是全诗的第一个层次，即纪游。轻快灵动的诗句，已引领读者步入佳境。
以下八句，即依照游历次序，描绘途次的风景。诗人循溪畔步游，但见溪边水波澹澹，并在山湾处汇集，凝成了一个澄碧的深潭。潭上烟雾弥漫，使他感觉凛然生寒。环视溪潭岸上，修竹环合，摇曳风中，虽经秋霜之冻，愈见得青翠光润，葱郁可人，显出坚贞的品质。“团栾”亦作“檀栾”，形容竹的形貌之词。“寒姿”指水，“霜质”谓竹。诗人沿着溪潭继续游赏，遥看涧流弯弯曲曲，像蛇一样蜿蜒而去，使他难以辨明流水的去向。举目望去，山林伸向远方，那山岩也随着林子延伸，越到远处，看起来岩层越密。诗人置身在这无边无际的深碧苍翠之中，已经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他朝西看，密林中漏下的落日余光斑斑驳驳，令人怀疑可能已是夜晚，明月初升了。再向东看，岩壁上隐现出昏黄的月色，又使他怀疑是夕阳正在沉落。灵运写山水景色，最擅长实景实写，细腻刻画。正如王夫之所评：“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虚”（《古诗评选》卷五）。这六句，从视觉、触觉、感觉、错觉多方面着笔，准确地表现出深山大壑中密林幽涧的气象，又利用浅深、明暗、远近的对比，显示了山水的繁复、曲折，阴暗、清冷，造成一种幽深、神秘、变幻莫测的境界。如此神秘幽异的原始山林景色，是前人所未见到也未写过的。灵运写山水，为了达到“情必极貌以写物”的目标，便力求“辞必穷力而追新”，以新的语言词眼表达新奇的意象。这几句中的“委”与“迥”，“屡迷”与“逾密”，状景异常精细逼真。“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一联，在上下句之中造设“澹潋”、“团栾”两个叠韵词对偶，造成听觉上整齐铿锵的韵律感；而“结”与“润”两个动词，分置于句中第三字的中间位置，构成“句中眼”，更使景物呈现出活泼的生气与清新的韵致，显出诗人的匠心巧思。“践夕”二句，总揽一笔，说自己在深山中只顾赏玩幽景，忘却了时间的推移，不觉中，已从早上游到了黄昏。而岩林最幽深最隐蔽的地方，也都游历到了，以上是第二层次，诗人以其丽情密藻铺叙景物，形成了全篇最精采的部分。
“蛊上”以下八句，是第三层次，即兴情悟理。这一部分写得较为枯燥，下面略作解释。“蛊上”，谓蛊卦上九。《周易·蛊》说：“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履二”，谓履卦九二。《周易·履》说：“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贵”、“美”都是主张、赞赏之意。“幽人”和“高尚”两句紧承上两句，进而抒发情怀，说凡隐逸之人，都是心怀坦荡，安行无碍，这种高尚之风，高远之趣，真是举世无双的了。读者不难发现，灵运这里已是以“幽人”自居了。“颐阿”，应答之声；“何端”，即何由。这一句意思说：我身心都沉浸在阒无人迹的山林之中，再也无由听到謦欬之声了。“寂寞”句，同样出于《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一”是道或大全的意思，抱一就是守道。这句说：我只能在寂寞中把思想感情寄托于老庄玄理，安性守道。结尾一联，上句的“如”字，应作“知”。《庄子·缮性篇》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其大意是说，知识是有害的，要追求“大道”，就必须恬静无为，任其自然，摒弃知识。而摒弃知识，才是真正的“知”。恬静无为养育了这个“知”，而这个“知”又反过来养育了恬静无为。二者“交相养”、相互促成，人性中就产生了“和理”（指至为纯粹平和的精神境界）。这个方法，就是“缮性”。缮是“治”的意思，治性，亦即养性之意。灵运在这里说，在此自然的环抱中，他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恬知交相养”的境界，从此可以去讲究养生之道了。
这首诗虽然多了一个语言晦涩乏味的“玄言尾巴”，但它不仅模山范水方面极为生动、清新，而且对于游历的过程、时间，地点、心情，都交待得明白清晰，表现出一种登涉之趣。因此，读者读这首诗，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诗人攀岩泛流，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从而获得与大自然交感会通的审美上的愉悦。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这是一场遭到惨重失败的战役。杜甫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四泽唐军如何溃散，乃至横尸郊野，而是第一句就用了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事件的时间、牺牲者的籍贯和身份。这就显得庄严，使“十郡良家子”给人一种重于泰山的感觉。因而，第二句“血作陈陶泽中水”，便叫人痛心，乃至目不忍睹。这一开头，把唐军的死，写得很沉重。
至于下面“野旷天清无战声，四泽义军同日死”两句，不是说人死了，野外没有声息了，而是写诗人的主观感受。是说战罢以后，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天空显得清虚，天地间肃穆得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好像天地也在沉重哀悼“四泽义军同日死”这样一个悲惨事件，渲染“天地同悲”的气氛和感受。
诗的后四句，从陈陶斜战场掉转笔来写长安。写了两种人，一是胡兵，一是长安人民。“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两句活现出叛军得志骄横之态。胡兵想靠血与火，把一切都置于其铁蹄之下，但这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读者于无声处可以感到长安在震荡。人民抑制不住心底的悲伤，他们北向而哭，向着陈陶战场，向着肃宗所在的彭原方向啼哭，更加渴望官军收复长安。一“哭”一“望”，而且中间着一“更”字，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情绪。
陈陶之战伤亡是惨重的，但是杜甫从战士的牺牲中，从宇宙的沉默气氛中，从人民流泪的悼念，从他们悲哀的心底上仍然发现并写出了悲壮的美。它能给人们以力量，鼓舞人民为讨平叛乱而继续斗争。
从这首诗的写作，说明杜甫没有客观主义地展览伤痕，而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根据战争的正义性质，写出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表现出他在创作思想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