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君假日曾游否，客子临风空屡哦。
好士何妨勤下榻，丰年那有拙催科。
倦游我亦怀三径，何况传闻政免苛。
使君假日曾游否，客子临风空屡哦。
好士何妨勤下榻，丰年那有拙催科。
倦游我亦怀三径，何况传闻政免苛。
这两首诗描写了作者登上百丈峰的所见、所思，境界阔大而高迈。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登上百丈峰所见到的营垒、胡天雄壮苍凉的景象，并联想到昔日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诗人登山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百丈峰的山景，而是曾经为匈奴长期占据、汉兵多次征讨的燕支山，可见诗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为游览，而是想要观察边疆关隘的地势，思索文治武功的才略。
“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有感慨昔日战阵已不在，如今胡兵仍猖撅之意。
“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诗人思前想后，对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赫赫功勋不由感慨良多。
“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诗人思接千古，看到北方继匈奴而后，又有羌、突厥等为祸中原，非兵戈所能平夷，因此多少征战都是徒耗国力而已。
“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面对自然界的从容与亘古不变，诗人更感到那几多征讨，几多纷扰，如今都湮没了，顶多留下记载。
全诗先写登山所见，遂由故垒胡天中联想到昔日的战争，诗人自然想到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追今抚昔后，结论是:“徒草草”而已，最后面对永恒的自然，诗人更感到困惑，只能在一片疑虑中，悲哀地结束诗章。诗人在《塞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并充满信心地提出“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可以是解决边境问题的方法之一。如今诗人面对“霍将军”的“连年此征讨”而“匈奴终不灭”的现实，不由陷人了新的彷徨。目睹‘“鸿雁飞”之景，诗人囿于积极用世的功利心态的枷锁，并没能体悟到顺其自然的妙处，只是陷入更艰苦的徘徊和思索之中。回首当年的几多征伐，如今纷扰依然，诗人不禁感慨万千。诗人久居塞外，与边疆人民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对边疆事务体察入微，往往更能觉人所未觉。这首诗堪称是诗人怎样对处理边疆纠纷，以求长治久安之策的深深思考，因此此诗的政治意义与其文学意义一样光耀诗坛，横亘边塞。
第二首诗由上文对边疆守御的思考，由此而及晋朝在胡人的入侵中灭亡的史实，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和过程，深深感叹内政不修则外虏入侵，并以此讽喻时局。
“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诗人对晋国国灭，遭逢大难，感到痛惜。
“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原因，正因为内政混乱，才导致国力衰微，游牧民族才得以长驱直入。
“四海如鼎沸，五原徒自尊。”诗人指出政权衰弱则人民如待宰的羔羊，任由人侵者宰割。这是胡人入侵所造成的悲惨现实。
“而今白庭路，犹对青阳门。”诗人居安思危，告诫当局者。
“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诗人总结晋朝灭亡的教训，指出了那些只顾一味争名夺利者的可鄙可悲的下场。
全诗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过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潜伏的危机，最后诗人对追求名利的人提出批评。后来李唐王朝为后梁所覆灭，中国进入五代十国这一与南北朝一样的混乱时期。这首诗竟成了大唐王朝不幸的偈语，这或许是诗人所始料未及的。
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