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以春雨为背景来写闺怨的歌词，风格颇似北宋前期的晏殊欧阳修。
词的开头两句“一曲歌成酒一杯，困人天气好亭台。”显然袭用了晏殊《浣溪沙》开头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晏殊“一曲新词”之“新”，是与后句中之“去年”及“旧”字相照应的，为下阕抒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作了很好的铺垫。这里中白所写题材与大晏相同，画面背景也有相似之处。以“歌成”取代“新词”，未见佳妙；但后句“困人”二字则显然紧扣“春雨”的背景，并为写闺怨的主题作好准备，妙在信手拈来，不露痕迹。
“沉沉春昼斜飞雨，寂寂闲亭乱点苔”二句，即是承“困人”二字展开来说的。天气何以“困人”？只缘“沉沉春昼斜飞雨”，春天白昼较长，“沉沉”此处有“漫漫”、“漫长”之意。“斜飞”二字，写春风颠狂，又与下句“乱点”二字相照应。由于春昼漫长，风雨不断，所以闺亭终日紧闭。一“闲”字是与“寂寂”二字相呼应的，骤雨终日，自然不会有客来访，因而显得“寂寂”，只有台下的青苔，在春雨润湿下，任意蔓延滋长。两句有声有色的写景，为下片写闺怨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
换头三句写春雨之中百花纷谢。“花几簇，锦千堆”二句，极写春日繁花处处可见，或一丛丛，一簇簇，或万紫千红，锦绣成堆。然而经过春雨摧残，终于“落红成阵”。帘内的思妇，眼见众花零落，映照香腮，极易产生美人迟暮之感。“映香腮”二字亦人亦花，亦花亦人，“花面交相映”，含不尽之意。思妇不忍看这众芳凋零的景象，“不如却下帘儿坐，自看同心七宝钗。”钗为女性首饰，“七宝”指多用宝物装饰。“同心”二字有二义；一是钗本身是由两股合成，如夫妇同心；二是暗示此钗乃其所爱者所赠。因百花凋零而有美人迟暮之惧，美人迟暮又有为所欢抛弃之惧。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后果，消释眼前愁闷呢？关键在于所欢对自己始终不渝的爱，故结尾两句，以看同心钗来自我慰藉，生动地传达了她此时的心态。
这首词颇似温庭筠的《菩萨蛮》组词，作者虽是常州派的后劲，但看不出这首词有何深沉的寄托。从艺术上看，此词除开头两句袭用晏殊词句外，还在于较注重意境的刻划。“沉沉”二句形象生动地从形和声两方面写出春雨的神态。而“落红成阵映香腮”，则以暮春的落花飞雨，烘托闺中人的寂寞无聊，而又于百无聊赖中透露一丝相思的恋情。人总是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希望中的，没有希望就没有生活。全词即在这向往中收住，留下耐人寻味的余地。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此诗塑造了一位地位虽有不同，但命运却与《卫风·氓》之主人公相似的可怜弃妇形象。她当初也许曾有过海誓山盟、夫妇相爱的短暂幸福。但随着秋来春往、珠黄色衰，“其心孔艰”（心思难测正如“氓”之“不三其德”、其心“罔极”）的丈夫，待她便“始者不如今”，粗暴取代了温柔，热恋化作了冷漠。丈夫回到家中，想到的只是上河梁去取鱼虾享用，而对操劳在室的妻子，则连“入”房中慰问一下的兴致都没有。他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大抵早已有了“外遇”罢）。说他事忙吧，他却能在庭中慢条斯理地油他的车；说他没事吧，却连“遑舍”（止息的闲暇）一夜的功夫都没有。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一次，却只给妻子留下暴虐相待的伤痛。想到命运之绳曾将自己和丈夫贯串在一起（“及尔如贯”），相互间理应亲如“埙”、“篪”相和的“伯”、“仲”（古时常以兄弟相亲喻夫妻相谐）；而今，丈夫竟连起码的夫妇之礼都不顾了，不能不激得女主人公悲愤难平。在长夜焦灼的“反侧”之中，她终于发出了愤切的诅咒：“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你真正是枉然生了一张人脸，心思的险恶莫测，简直胜过鬼蜮呵！
从诗之结语“作此好歌（因为歌意涉及男女之情，故称），以极反侧”看，此歌作于女主人公长夜难眠的“反侧”之际。诗虽也带有相当的叙事成分，但脉络并不清晰。在充满疑云的反覆诘问中，展出“彼”人的飘忽身影，又穿插进回忆中的种种生活片断，使全诗的结构显得似断非断、散乱飘忽。如果要找一个适当的词汇来说明此诗的表现特点，那就是两个字——“梦幻”。而这，大抵正与女主人公作歌时的“反侧”难眠状况有关。从诗中透露的消息可知，那位薄情丈夫对女主人公的冷遇，无疑已天长日久。每当她望眼欲穿盼其归来时，丈夫却总是迟迟不归；就是归来，也行迹诡秘、形同飘风，出没于庭院、鱼粱之际，只顾着自身的享受，极少有入房与妻子叙叙的诚意。一对往日的燕尔夫妻，竟变得如同陌路之人。这些景象，当然会深深烙在女主人公脑际而难以抹去。因此，当她辗转反侧之际、神思恍惚之中，往事今情便可能全化作散乱的片断，梦幻般地涌现在眼前。此诗正适应了这一特定背景，采用叠章和问句、跳荡不定和迅速转换的意象，表现了女主人公似忆似梦间的疑惑与惊诧、痛愤和哀伤。进入女主人公梦思中的对象，明明是她丈夫，她却似乎不认识他，开篇即以“彼何人斯”相询，正绝妙地传达了这种神思恍惚中的迷乱之感。后文的“胡逝我梁，不入唁我”、“我闻其声，不见其身”，更以扑朔迷离之辞，表现了唯有幻梦才带有的视听和思虑特点。女主人公刚想细细审视，幻境却又一变，车影、语声竟化作一团“飘风”，忽东忽西地卷向鱼梁去了；但转眼间，她又似乎看到，丈夫分明还在庭中，正如往日那样悠然自得地“脂车”呢。梦境的飘忽变幻，伴随着女主人公神思恍惚间的疑惑、惊惧、失望和愤懑，一起化作诗行涌现，便产生了这首奇妙、独特的弃妇歌。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本诗以白描手法，站在一位农民的角度，反映他如何日夜劳动，向往过太平日子，但又受到官府滥征暴敛，以致无以维生的血泪遭遇。本诗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写出农民辛勤劳作、心盼安慰的生活要求。农民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地耕种庄稼。犁牛颈背被日夜轭住，以致磨烂成疮，露出骨头。马、牛等家畜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农家视为至宝而百般爱护，何以伤害至此，联系“妻子鸿毛轻”句可知，父子、夫妇尚且不能相保，更何况是牲畜于此可见生存之艰难。前四句从空间（“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时间（“叱叱犹夜耕”）两个角度说明靠耕地为生的农民的生存之艰难。“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这两句说出农民的心愿。这里的“太平”，显然不是古代“三世”中的“太平盛世”，当取其平安、安稳之意。古代社会里，口腹之需有时尚难以满足，更何敢奢望太平盛世。
中间六句为第二部分，写出农民在县衙遭受严刑拷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爱民如子”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作者陆游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对农民的艰辛不可能有深入的体会与认识，但是如果能睁开眼睛看现实，看着农民被捆绑着投进官衙、听着他们夜半三更传来的哀求哭嚎声，也就能冲破阶级局限，发出内心的声音。
最后四句为第三部分，写出农民心中的巨大悲愤与对现实的无奈。
作该诗时，作者陆游已经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一岁老人，儒家“为生民立命”的民间情怀和诗人“不平则鸣”的使命感，使其突破阶级局限，记录了“农家之口义”，也是对现实政治无奈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