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这首诗是对张籍创作经验,也是诗人自己经验的总结。就诗歌创作而言,看上去平淡无奇,无华丽辞藻,无艰字僻典,无斧凿痕。但这是平淡,而不是平庸。这是淡而有味,是诗人着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达到。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绮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宋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庭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至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这种平淡无奇的诗,可细味之下便觉奇崛无比。这种诗看似很容易,而写的过程却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从“豪华”到“真淳”,从“绮丽”到“平淡”,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路,不走完这条路很难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来的。
其实,“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也适合于其它事物。对于看似“寻常”的东西,不要轻视,不可忽视,有的“奇崛”就隐藏在看似平常的外表中。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做出貌似寻常而实为奇崛的事来。
潘岳《悼亡诗》是诗人悼念亡妻杨氏的诗作,共有三首。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结婚之后,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杨氏卒于公元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潘岳夫妇感情很好,杨氏亡后,潘岳写了一些悼亡诗赋,除《悼亡诗》三首之外,还有《哀永逝文》《悼亡赋》等,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些悼亡诗赋中,《悼亡诗》三首都堪称杰作,而在三首《悼亡诗》中,第一首传诵千古,尤为有名。这里选析第一首。
这一首《悼亡诗》写作时间大约是杨氏死后一周年,即公元299年(晋惠帝永康九年)。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安仁《悼亡》,盖在终制之后,荏苒冬春,寒暑忽易,是一期已周也。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结合诗的内容考察,是可以相信的。这首诗,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是第一部分,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开头四句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诗人说,时光流逝,爱妻离开人世已整整一年,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私怀”四句,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诗人十分愿意留在家中,可是有公务在身,朝廷不会依从,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再说,人已死了,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也是没有用。这里提出留与不留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勉强遵从朝廷之命,转变念头,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是第二部分,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临行之前,触景生情,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看到住宅,自然想起亡妻,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进入房间,自然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她的一举一动,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可是,在罗帐、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见到的是墙上挂的亡妻的笔墨遗迹,婉媚依旧,余香未歇。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神志恍恍忽忽,好像爱妻还活着,忽然想起她离开人世,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这一段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的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真挚动人。这是全诗的最精彩的部分。
应该指出,“流芳”“遗挂”二语,注家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流芳”是指杨氏的化妆用品,有人认为“遗挂”是杨氏的遗像,都是猜测,缺乏根据。余冠英说:“‘流芳’‘遗挂’都承翰墨而言,言亡妻笔墨遗迹,挂在墙上,还有余芳。”(《汉魏六朝诗选》)比较可信。又,“回惶忡惊惕”,意思是由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回”,一作“周”。前人如陈祚明、沈德潜等人多谓此句不通,清人吴淇说:“此诗‘周惶忡惊惕’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怅恍’者,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周惶忡惊惕’,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故以‘周惶忡惊惕’五字,合之‘怅恍’,共七字,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六朝选诗定论》)剖析入微,亦颇有理。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是第三部分,写诗人丧偶的孤独和悲哀。“翰林鸟”,指双飞于林中的鸟。比目鱼,水中一种成对的鱼。《尔雅·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头上只一侧有眼睛,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不论“翰林鸟”,还是“比目鱼”,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一朝只”、“中路析”,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爱妻去世,忽已逾周年。又是春风袭人之时,檐下晨霤点点滴滴,逗人哀思,难以入眠。深沉的忧愁,难以消却,如同三春细雨,绵绵无休,盈积心头。要想使哀思衰减,只有效法庄周敲击瓦盆(一种古代乐器)了。《庄子·至乐》说,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妻死了,惠施去吊丧,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说,妻子死了,不哭也罢,竟然唱起歌来,未免太过分了。庄周说,妻子刚死时,他很悲伤。后来想想,人本无生、无形,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正如四季循环,就不必要悲伤了。潘岳想效法庄周,以达观的态度消愁,殊不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潘岳的悼亡诗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富于感情。此诗也不例外。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这里肯定潘岳悼亡诗的感情“淋漓倾注”,又批评了他的诗繁冗和缺乏“含蕴不尽之妙”,十分中肯。沈德潜对潘岳诗的评价不高,但是对悼亡诗,也指出“其情自深”(《古诗源》卷七)的特点。的确,潘岳悼亡诗感情深沉,颇为感人。
由于潘岳有《悼亡诗》三首是悼念亡妻的,从此以后,“悼亡诗”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再不是悼念其他死亡者的诗篇。于此可见,潘岳《悼亡诗》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首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一两句描绘宫廷中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汉代未央宫有披香殿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歌舞过的地方。唐代庆善宫中也有披香殿,“新殿”或取义于此。但此处主要是借这个色彩香艳而又容易唤起历史联想的殿名来渲染宫廷歌舞特有的气氛。对于披香殿前的歌舞,诗人并未作多少具体的铺叙,而是着重描绘了“珠箔轻明拂玉墀”的景象。珠箔即珠帘;玉墀指宫殿前台阶上的白石地面。轻巧透明的珠帘轻轻地拂着洁白的玉墀,这景象在华美中透出轻柔流动的意致,特别适合于表现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使人感到它和那些“斗腰支”的宫妓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斗腰支”三字,简洁传神,不仅刻画出宫妓翩跹起舞的柔媚之态,而且传出她们竞媚斗妍、邀宠取悦的心理状态。同时,它还和下两句中的“鱼龙戏”、“偃师”,在竞奇斗巧这一点上构成意念上的关联。不妨说,它是贯通前后幅,暗示全诗主旨的一个诗眼。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三、四两句突转,集中托讽寓慨。“鱼龙戏”,本指古代百戏中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进行种种奇幻的表演。《汉书·西域传赞》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可见这是一种变幻莫测、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不过,从题目“宫妓”着眼,这里的“鱼龙戏”恐非实指作为杂技百戏的鱼龙之戏,而是借喻宫妓新颖变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师”用了《列子·汤问》的一则故事;传说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能工巧匠。偃师献上一个会歌舞表演的“假倡”(实际上是古代的机器人),“钡(抑)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以为是真人,和宠姬盛姬一起观赏它的表演。歌舞快结束时,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气,要杀偃师,吓得偃师立即剖解假倡,露出革木胶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终于免祸。三、四两句是说,等不到看完宫妓们那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君王就要对善于机巧的“偃师”怒气冲冲。
原故事中的偃师是一个善弄机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点因为弄巧而送命。这种机关算尽、反自招祸患的现象具有典型意义。诗人用偃师故事,着眼点正在于此。诗中的宫妓和“偃师”的关系,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和偃师的关系;而诗中所描绘的“斗腰支”、“鱼龙戏”,又正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师的机巧。那么,透过“不须”、“终遣”这两个含意比较明显的词语,可以看出,诗中所强调的正是善弄机巧的偃师到头来终不免触怒君王,自取其祸。如果把这首诗和《梦泽》、《宫辞》等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联系起来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和“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之间有着十分神似的弦外之音。宫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而迎合邀宠、红粉自埋的宫女,一时得宠、不管将来的嫔妃,和玩弄机巧、终自召祸的偃师,则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产物。在诗人看来,他们统统是好景不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