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北山》这首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
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朝夕勤劳、四方奔波，发出“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怨愤。“嘉我未老”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他又是赞扬，又是夸奖，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
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通过六个对比，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大夫成天安闲舒适，在家里高枕无忧，饮酒享乐睡大觉，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吃饱睡足闲磕牙，自己不干，谁干却去挑谁的错，说谁的闲话。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他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什么事都得去干，还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了差错，被上司治罪。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就使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没有评论，也没有抒发感慨。通过鲜明的对比，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不必直写。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这是“妙笔”。
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南山》，其中有两段，一段连用十九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都是两句一对比。很明显，韩愈借鉴了《小雅·北山》的这种手法。但是，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如沈德潜所批评：“然情不深而侈其辞，只是汉赋体段。”比较而言，韩愈诗不如《小雅·北山》情切而明晰。
第五章首句“或不知叫号”，现代学者多释为“呼叫号哭”，译释为“人间烦恼”（余冠英）、“悲号”（金启华）、“人叫号”（袁梅）、“放声大哭”和“民间疾苦”（程俊英）等等，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这样来译释，多少感到突兀、牵强，不很圆融。“叫号”一词，毛传解为：“叫呼号召。”孔疏解为：“叫号，连绵字……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傅恒等《诗义折中》解为：“耳不闻征发之声。”吴闿生《诗义会通》解为：“叫号，呼召也，不知上有征发呼召。”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解为：“不知道有号召。”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照这样解释，诗中这位悠然自适、贪杯耽乐的大夫，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就是闲聊扯淡。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诗经》的注疏遗产很丰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不必曲为新说。
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必然造成如《小雅·北山》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必将是内部的涣散、解体以至灭亡。所以，清高宗敕撰的《诗义折中》也强调说，劳逸不均就是“逸之无妨”和“劳而无功”，因此就会上层腐败，下层撂挑子，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害”。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
诗的前四句写因匆促南行而不能从容欣赏嘉州龙岩风光。“系舟”表明是“舟行适楚”（苏轼《南行前集叙》）。征，远行。南征，沿岷江、长江南行。“日夕事南征”，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忙于南行。“日夕”二字已充满怨气。往意，前行之意，而缀以“纷何速”，特别是缀一“纷”字，进一步抒发了勉强南行的不快之情。“空岩”指嘉州龙岩。“幽自明”的“自”字用得很精，它表明龙岩虽幽静明丽，“号小桃园”，可惜却无人欣赏，只是“自明”而已。前三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遣词造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四句写嘉州知州盛宴招待他们父子，而诗人因心情不快，兴致索然。使君，汉代指刺史，汉以后作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指嘉州知州，姓名不详。高会，盛会，指嘉州知州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余情，富有感情。前两句表现了苏洵此时虽为布衣，但社会地位已有显著变化。
苏轼《钟子翼哀辞》说，1047年（庆历七年），苏洵应制科试不中，到庐山等地游览，“方是时，先君失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这次南行是在1056年（嘉祐元年）苏洵父子名动京师以后，情况大变，沿途都有地方官吏，亲朋好友迎送。除嘉州知州为之“高会”外，过泸州，有老友任遵圣相侯，苏轼兄弟都有《泊南井口期任遵圣》诗；经渝州（今重庆），有渝州知州张子立“谒我江上”（见苏洵《答张子立见寄》）；至丰都（今属重庆），有“知县李长官”迎候（见苏洵《题仙都山麓并叙》）；苏轼《入峡》诗说：“野宿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至江陵，他们父子更成了王荆州的座上客。可见，“高会有余情”，并不止嘉州一地，它充分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提高。
苏洵被雷简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见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他本人也自称“有志于当世”（苏洵《上富丞相书》），但他不会满足于虚名。他对朝廷不能破格重用自己深感失望，1057年（嘉祐二年）返蜀后，已决心不再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上欧阳内翰第三书》）朝廷召他试策论于舍人院，他更感到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昨为州郡发遣，徒益不乐耳。”（《答雷简夫书》）这就是“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整个南行途中情绪低沉的原因。
最后四句是申说前句之意。“山川随望阔”切合地势，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水汇聚之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苏轼《初发嘉州》诗也有“旷荡造平川”语，因此，这一“阔”字正把握住了嘉州龙岩的特征。“气候带霜清”切合时间，苏洵父子于1059年（嘉祐四年）十月初启行，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霜清”二字准确地交待了时令。“佳境”，指故乡山水，苏轼《初发嘉州》诗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正好作这一句的注脚。结句“何时休远行”，更集中抒发了诗人勉强赴京的抑郁之情。苏洵《游凌云寺》诗，描写了凌云大佛的壮观，歌颂了夏禹、李冰治水的功绩，抒发了壮志不酬的苦闷：“今余劫劫（忙碌貌）独何往，愧尔前人空自咍（自嘲）。”他在《和杨节推见赠》中也说：“予懒本不出，苦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南行途中的这些诗句都可与“何时休远行”互证。
这首诗虽题作《游嘉州龙岩》，但并不以写景胜，而是以抒情胜；对龙岩的描写着墨不多，用语也比较抽象。全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集中表现了这位饱经风霜、名满天下而前程渺茫的老人的抑郁之情。
这首诗首二句以春草起兴，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第七至第十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最后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让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巧用比兴，始终运用大量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
诗以丽景衬托哀情。首二句以春草起兴，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也最宜于怀人相思，青青的草色因此便逐渐成为离思的象征。楚辞之后，汉诗《饮马长城窟行》亦云“青青河畔草，緜緜思远道”，唐以降“春草”更成为诗人们习闻熟见的典型意象，如自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李后主的“离情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等。而在这一诗歌语言典型化的过程中，大谢无疑也是重要的一环。
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差池”指燕子的张舒尾翼、轻捷穿行，“夭袅”写桃花的舒枝展叶、婀娜多姿，这两句是从形态上着眼的；“灼灼”指花色的绚烂鲜丽，“飞飞”写燕语呢喃，这两句又是从声色上着眼的。这四句虽然写的只是寻常之景，但由于讲究选词造句，却增色不少。它们均以连绵字居首，其中“差池”、“夭袅”属双声、“灼灼”、“飞飞”属叠字，两两相对，从而造成一种暄妍热闹的声情；而“差池”和“灼灼”又均用《诗经》成语，这两个成语本来都是写亲人之情的，用其成语也就加强了反衬下文的意味。这四句中二、三两句紧承，一、四两句遥应，这种“丫叉句法”（钱钟书《管锥编》语）在烘染景物的同时，又有矫避平板之效。“檐上”、“涧下”两句又把笔触移到山中，景色也从浓丽一变而为清幽。“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两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终始”出于《庄子·达生》：“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初生”则本于《庄子·天地》郭象注：“初者，未生而得生。”意谓春天里林木的形貌变化虽然较为著眼，其实造化万物也莫不都在潜移默化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物理人情，消息相通，由此从目击之景过渡到心之所感。
以下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这一部分仍以比兴发端。“松茑”、“樛葛”两句，取《诗经·小雅·颊弁》和《周南·樛木》的用语，以缠绕于松树、樛木上的茑藤和葛蔓，比喻家人亲密依存的关系。这两个取譬既上应了“幽树”，又反挑起下句的“眇然”。眇然，微细孤弱貌，这里指游子的茕茕独立。春光愈是骀荡暄妍，相形之下游子就愈发显得飘摇可怜，人与物乃在得不得时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禽鸟花木因得时而生意欣然，游子因不得时而意绪阑珊，故面对春色不以为喜，反以为悲。“鼻感”、“眼伤”两句，意同陆机诗中的“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感”与“悲”、“伤”同义互文。而下两句的“侘傺”和“澶漫”则属反义对举。两句谓失意的痛苦刻骨铭心，而纵逸快乐则早就与自己无缘了。“侘傺”和“澶漫”二词是以双声和叠韵相对，四字均为去声，从而传达出愤懑的心声。诗的最后亦以比兴结。
末两句乃从前人化出，“风来”句本于陆机同题诗：“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鸟去”句则略近于汉代的《别诗》：“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古诗中素有临风送怀、托鸟寄音的说法，现在连此都不可得，可见其郁结的情怀非常深。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
大谢的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诗中用连绵词有七处，从典籍中取成语者约十处，远较陆机的原作为多。文字的琢炼也每多胜处，如“桃悦色”、“燕弄声”中的“悦”字、“弄”字，“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中的“欢”字、“欣”字，都以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从这里不难看出晋宋之际诗歌语言在形式技巧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