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自有三万轴，种橘何多二百株。
我似杜陵宁老蜀，君如张翰已归吴。
诗成把酒遥相属，门外北风方怒呼。
藏书自有三万轴，种橘何多二百株。
我似杜陵宁老蜀，君如张翰已归吴。
诗成把酒遥相属，门外北风方怒呼。
前两句描写富贵子弟骄纵放荡，不守德行。他们的仆从也跟着他们不收道德，享尽荣华。从根本上写出了上层社会的糜烂与繁华。
第三句描写纨绔子弟早上打猎骑射，晚上可以睡在奢华的床上，享受人家富贵。和最后一句形成鲜明的对比，意味十足。
最后一句描写伯夷、叔齐二人的悲苦生活。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更能体现诗人对纨绔子弟的蔑视以及对伯夷二人的钦佩。“独守”二字写出了伯夷、叔齐二人和纨绔子弟的差距，也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京城子弟豪奢现象的不屑以及对纨绔子弟的讽刺。从二者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诗人对伯夷二人的钦佩。
此诗以古贤伯夷、叔齐作对比，讽刺纨绔子弟，不守德行，以浮浪游冶为事，享尽荣华。盖有“鸾凤伏窜，鸱鸮翱翔”的感慨。诗中描写贵公子骄纵侈肆、放荡不羁的生活。生动地描摹少年公子的言行举止，未直接褒贬，故后人见仁见智，看法不一。
总体描写了诗人对两种不同生活下的现象的看法，从诗里可以看出诗人对当时上层生活的讽刺以及对伯夷的钦佩，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诗人的想法，言简意赅。
这首题画诗分两大部分，从开头到“白日君心欢不足”写图上的宴乐情况，剩余部分为诗人就画面所发的感慨。
第一部分按游前、游时、游后的时间顺序组织题材，写得流光溢彩、声沸人迷，把明皇的荒淫之状作了全景曝光。
写游前，紧扣着个“急”字，表现唐明皇的急不可耐，宫人们的急于应承。“花萼楼头日初堕，紫衣催上宫门锁。”诗人落笔于花萼楼，因该楼在兴庆宫之西，系落日的方向，且该楼署为“花萼相辉之楼”，为诸王作乐寻欢之所。“日初堕”，时值傍晚，紫衣宦者就“宫门锁”，明皇的急切、宦者的匆忙，从这时间与动作的紧迫上透露了出来。于叙事之中写人物心理，由其行而见其心，言简意丰，事明意显。写游时，一以灯火渲染气氛。夜游西园，灯火辉煌是一明显特点。诗人写园中灯火，先行直叙“高爇银盘百枝火”，“百枝”言其多;“银盘”承托，映其光;“高爇”显得场面大。写烛多光亮，既表现了夜游的场景，又烘托了游乐的气氛。再从两个侧面写灯光，一是从“亮”的角度说：“海棠欲睡不得成，红妆照见殊分明。”此句通常注释都引《冷斋夜话》中《杨妃外传》中的一段记载：“明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韵残妆，钗乱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岂妃子醉耶？ 海棠睡未足耳。’”照此，海棠系指杨贵妃。海棠如醉美人的粉面飞霞，或贵妃似海棠红晕泛光，形象固然很美，比拟也熨贴。可是这却和“海棠欲睡不得成”不合。红烛高烧，杯盘交错，丝竹并作，轻歌曼舞之时，正是贵妃兴酣之际，岂会“欲睡”？这里“海棠”仍以指花为妥。以拟人化方法说海棠欲睡，而游人喧闹使之“欲睡不得成”，反衬欢腾声势之烈。高启诗中以海棠睡不成显示黑夜如白昼，同时又以“红妆照见殊分明”点染了园中景色。一是从“雾”的角度言，“满庭紫焰作春雾，不知有月空中行”。春雾固然有实写之意，而诗人说是“满庭紫焰”化成的，“百枝火”所以成了“紫焰”，则侍众之多可见。《新唐书·车服志》：“以紫衣为三品之服。”《宦者传序》：“开元天宝中，宦者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诗中先写“紫衣催上宫门锁”，这里讲“紫焰”，足见侍者犹如团团紫雾了。诗人由灯火的“亮”、人影的“雾”把夜游图上的热烈气氛和盘托出。
二是写游时，以时久烘托情浓。唐明皇耽于玩乐，经久不衰，通宵达旦。夜愈深他们兴愈酣，时愈久他们情愈浓，“内使频呼烧烛换”，蜡烛要频频更换，这时还只是“新谱霓裳试初按”，可见持续时间之长。“知更宫女报铜签”，掌管更漏的宫女把报更的铜签铿然掷地，已是“夜方半”，还说不要催促歌舞，已是风露渐欲冷了，妃子愁衣薄，不胜晓寒，仍无罢意，“共言醉饮终此宵，明日且免群臣朝。”活画出唐明皇耽色误国的荒淫生活。诗人就是这么彩绘了明皇的行乐图。以上是诗人把《明皇秉烛夜游图》平面的画面立体化，无声的画面有声化，含意的画面明朗化，以语言手段描绘了一幅明皇秉烛夜游图。
诗的后面部分是议论。高启谴责唐明皇的沉酣酒色，忘怀国事，引用适切的古人古事来作议论，文字承接榫合，比拟熨贴合度，警人眼目，发人深省。“此时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晚唐聂夷中《咏田家》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明皇醉饮终宵，哪有心思想到贫苦受难的老百姓呢。“姑苏台上长夜歌，江都宫里飞萤多。”吴王夫差筑姑苏台，立春宵宫作长夜饮，结果为越所亡;隋炀帝于江都宫里放萤火取乐，也以覆亡告终。唐明皇如此豪饮娱色，荒政误国，自然免不了乱起奔蜀，酿成悲剧。诗人将唐明皇和夫差、杨广相比，指出“一般行乐未知极”必然导致国破家亡。
这首题画诗，也是咏史诗。诗人以古人古事作为后人的鉴戒，说明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只求自己享乐，乐极必然生悲。清代吴乔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围炉诗话》）此诗作者的旨意全由最后的论中托出。叙与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叙是论的基础，论是叙的升华，叙为论用，论从叙出，由感性到理性，从形象到议论，结合得紧密无罅。
诗的第一句“秋风入窗里”，以朴素本色的口语，写出日常生活极为平常的景象。“秋风”这一意象所特具的萧瑟感和时序易迁，给思妇带来的感触是不难想见的。尤其是“入窗里”三个字，仿佛将秋风那股萧瑟寒凉之气也带入了室内，弥漫于整个闺房。虽未明写思妇的感触，但由此引起的凄寂感固可意合。紧接着第二句，仿佛又只是写极平常的风起帐飘的景象。但罗帐的意象本与夫妻爱情生活密切相关，罗帐飘扬的动象，往往更具有这方面的暗示。可是，如今当秋风入窗、罗帐飘扬之时，这个室内却显得分外空寂，往日双方深情蜜意、鱼水谐和的象征物——罗帐，由于人在千里之外，此刻竟成为触景生悲的媒介物了。这就自然引出了三、四二句。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有瞥见风飘罗帐到仰头看月，视线由室内移至室外。这本是思妇不假思索而不自觉的目光转换，但在“看月”的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产生连翩浮想。明月光照千里，分隔两地的离人皆可看到它，而且把它看作传递相思的凭籍，在“仰头看明月”的过程之间，思妇已然思扬千里、心飞向远方的亲人；但“隔千里兮共明月”，双方空间的遥隔又使相思之情更为强烈。因此，又进一步产生“寄情千里光”的愿望：既然彼此同在一轮明月的光照之下，想必也能托此“千里光”将自己的相思之情寄给千里之外的远人吧！这个想象极为新奇，也极自然而优美。引起思绪的外物（明月），在女主人公感情的酿化之下，此刻竟成了寄情的载体。由于明月的光波柔和清亮似水，在形态、质感上，与女子相思怀远的柔情有着相似之处，因而把它化为“寄情”的载体，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全篇只写了秋风、罗帐和明月这三种物象，但是由于它们作为诗歌意象，各自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点的色彩，都与思妇怀远之情有着关联，因此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情调幽美、意境悠远的艺术境界。它有一般民歌的清新明朗、朴素自然，却跟它们在表情上勾画了一幅悲凉的画面，渲染了一种哀婉的气氛，很好地体现了古乐府民歌那种清新浅近风格，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谓是情景交融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