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此诗写诗人与谢山人早晨同到愚池游览时情景,虽飘然有出尘之思,然毕竟身处逆境,聊作羲皇上人,也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
诗的首联写道:“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在一个露白风清的早晨,诗人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用清澈的池水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沐浴着习习凉风,惬意极了。这真是一幅无比清静幽雅的图画。天地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愚池边的诗人和相携而至的谢山人。诗句中一个“清”字,既是写眼前景物,同时又点出了诗人心境,情与景交融成一种境界,渲染出诗人的恬淡情趣。初看,上句是叙事,下句是写景。其实,诗人是把自己也当作一景来写了,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景物才会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趣。
愚池早晨这种清静幽雅的景致,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的感叹。诗人谪居永州已经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永州奇异的山水之美,使诗人的心灵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他移居愚溪之畔后,过着与农圃为邻的村居生活。这种闲适恬淡的生活,使诗人觉得仿佛就是隐居山林。他在《溪居》一诗中写道:“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所以,当他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置身于这清静幽雅的景致中,浑然觉得自己已超尘出世,俨然就是一位山林客了。诗的首联与颔联,景与情融溶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物我合一、脱俗造化的境界。
颈联“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高远寥阔的图景:云霞散去,天朗气清,几只大雁鸣叫着飞过蓝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天际。景因情设,这眼前的景致正是诗人此时胸襟开阔舒坦的具象。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的失意,曾给诗人以沉重打击。流贬永州的头几年,他倍感冤屈,满怀忧愤。他努力为自己辩谤祛诬,希望一朝昭雪,憧憬有朝一日能够“起复”。但在移居愚溪后,他的心情平定多了。“起复”既已无望,驱散心头的云雾,退一步也海阔天空。于是诗的尾联写道:“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此联妙在一个“付”字,从字面上看,“付”是“交付”的意思,其实则包含着诗人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心”极度的轻蔑与鄙视。官场的机变诡诈,诗人向来不屑,更何况此时已远离是非纷争。地处南荒的永州,民风淳朴敦厚,诗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仿佛走进了远古的伏羲时代,所以他说“聊适羲皇情”。而句中的“聊”字,又反映出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并非诗人的真心追求,只是暂时自我安慰而已。
王国维把诗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在景物中,写出了一种“无我之境”。写景与抒情相交错,情与景相融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脱俗造化,境界清新高阔,情趣恬淡幽雅,意兴洒然。
《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的起首六句先写宗氏先祖的荣耀。“全盛日”指宗氏祖人宗楚客的发迹之时。他是武则天的堂姊之子,进士出身,三度为相。后因依附韦氏、安乐公主,韦氏败,亦受诛杀。前两句意为:想当初你们宗家全盛之时,先人宗楚客曾三次任相,在朝中是多么显赫啊!“斩鳌”两句,引用《淮南子》中女娲补天之神话,说明宗楚客的政绩辉煌。《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兼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此为用女娲补天之奇功,喻示宗楚客在武后和中宗朝,分别于神功元年(697年)、长安四年(704年)和景龙元年(710年)为相,经天纬地有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日月顾”是以侧面描写续写宗楚客的声名远大,竟连日月也为之注目。唐制,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诗文中多以凤凰池称宰相。宗楚客既三次为相,故曰“三入凤凰池。”
自“失势”句至“松柏”句写宗氏的衰败没落。《三辅黄图》载:“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七、八两句即用此典。“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歧”写宗氏虽自青云跌落尘世,犹不改好客之风,依然有三千宾客登门,以致使路面为之而被踩得“光”亮。“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是记宗楚客获罪被诛以后,并未再闻有放罪之事,相反赠葬极为典重,以致太白有此赞誉。这两句意为:皇上见宗楚客诛后,就不再对宗氏一族再予追究,原先的天怒就此平息,所以人虽遭诛,但宗楚客的墓地倒是沾了皇恩的光,所以其上所植的松柏就“含荣滋”了。
此诗总共才二十六句,仅第一层记宗氏之兴衰史即占十二句,似乎所据篇幅过多,而且同送别诗的习惯体例又不同。其实李白花费约占全诗一半的篇幅回忆宗氏兴衰的历史,自有其深意。关键之处是最后两句诗:“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这两句诗告诉读者,宗楚客死后其家未再获罪,正是作者暗中诉说永王璘死后不应当再降罪于别的与他有干系的人。“雪愤懑”三字明赞宗楚客死时皇恩的浩荡,也正是诗人暗刺肃宗“愤懑”太过了。“含荣滋”陈述了宗楚客被处死以后,皇上尚能顾念旧情,这又是李白讥讽肃宗竟连半点人情也不讲。所以这一段内容并非只是空叙“家世”,而是借他人家世的荣辱变化发泄诗人内心的无限哀痛。尽管宗氏先人遭受杀身大祸,但全家尚能得先皇之庇护;自己如今无罪而长流夜郎,虽经多人营救而犹不能赦免,这等冤情比宗楚客之被杀还要可悲可叹。如此理解,才得李白笔下的真意,诗作之大旨。
“我非东床人”以下十句为第二层,主要写离别前的亲情。前两句意为:我算不上你们宗氏的好女婿,对我妻子举案齐眉的情义深感不安。“东床人”用《世说新语》中“郗太傅嫁女”之典,指的是乘龙快婿。“浪迹”两句意为:我李白漂泊天涯并无成就,在京城长安中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适遭”两句意为:我刚才获得友人的营救,好比云雀挣脱了罗网,马上又被贬谪到夜郎长期流放,岂不令人心寒?“云罗”是“大罗网”,“翻”即“反而”。“拙妻”两句意为,我的妻亦不顾年老体衰,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到浔阳来送我上路,我和她形影相随好比干将莫邪雌雄两剑永不分离。“惭君”两句意为:对你宗璟兄弟千里乘舟风浪相送我更觉有愧,真是太感谢你的一番好意了。
最后“白帝”四句为作者放眼途程,但觉满眼愁云,无限悲酸。“白帝”在四川夔州城东五里峡中,是入蜀去夜郎的必经之路。其地势孤特陡峭,山上又多猿猴,故诗人以猿声之断续呜咽侧写行程之艰险。次年三月李白到白帝时,因天旱成灾才遇大赦,未到夜郎便自白帝折返。于是又有《早发白帝城》诗问世。其中有“两岸猿声啼不住”句,却又显得如此明快轻捷。不过这是后话了。“黄牛”在三峡附近,是大山之名。其山南岭叠起,高岩有石,色泽如人,负刀牵牛,黑黄分明。再加上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见此物,故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迁深,回望如一。李白后来行到黄牛有诗曰:“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写尽旅途的艰辛和心绪的凄凉。这就是此诗“黄牛过客迟”的内蕴。最后两句写诗人在西去谪地踏上路程前忍不住满腔相思情要向亲友们诉吐。“明月峡”在四川益州(今成都)附近,用以借指夜郎。诗人说,遥望那僻远的流放之地,我将一人孤身独处其地,虽有“明月”之美名,而无“团圆”之美实,不禁使人更加思亲念友,情不能已。全诗就在这凄惋哀绝的情调中戛然收结。
综观全诗,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李白明明怀着一腔热血,为国效死平叛战场。只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他不幸而受牵连。尽管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他的妻子在内,为李白开罪,却始终不能得到宽宥。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在对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上,只愿将他们视作歌功颂德、遣乐娱宾的工具(如玄宗之对李白),如若有一丝半点触动他们统治权力之处,那就毫不客气,要开杀戒了(如肃宗之对李白)。理解到这点,对读懂李白这首《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是不无益处的。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