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第一首，通过对广大农村萧条凄凉情景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血吸虫的猖狂肆虏和疫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绿水青山”，本是适合人们居住的美好环境，却“枉自多”，即再多也无用，再美好也无用，因为在瘟神肆虐下，对于贫病交迫的疫区人民来说，“绿水青山”也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句写出了疫区劳动人民的无限辛酸，也寄托着作者的无限感慨。“华佗无奈小虫何”，是说不仅在漫长的旧时代，在统治者只知对劳动人民进行压榨，而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情况下，一些想救死扶伤的像华佗那样的名医，对血吸虫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薜荔，野生常绿藤本植物。千村薜荔，形容村落荒芜了。矢，同“屎”。“人遗矢”，借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国名将廉颇被废，到了楚国。赵王想再起用他，派使者到楚国去看廉颇，使者拿了反对廉颇的人的金钱，回来诳报道：“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这里指患血吸虫病的人下泻不止，濒于死亡。成千成万户人家变得萧条冷落，大片田地都荒芜了。“鬼唱歌”，本于李贺《秋来》诗：“秋坟鬼唱鲍家诗。”成了鬼的世界，即多少个村庄完全毁灭了。以上四句写旧社会里的人民受到血吸虫病的毒害，是那样使人触目惊心。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作者利用诗歌技巧可以跳跃的特点，让我们从旧社会的苦难里，一下子跳到光明美好的新社会。郭沫若在《坐地、巡天及其他》（1959年3月4日《人民日报》）里，指出这两句“是说的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八万里，指地球自转一周，地球的赤道全长四万公里，正合八万里。地球在自转时，同时也在公转，所以作者想象飞腾，遥看天上的无数星河，即“遥看一千河”。这样的想象飞腾，使我们想起范缜《答曹思文难神灭论》：“明宵结想，坐周天海。”昼夜想象，坐着可以想象到绕天和海一周。“坐地”、“巡天”，正如作者的想象飞腾，想到跟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可以看到天空中无数的星河。萧涤非先生指出：“从全诗的结构来说，这两句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一个飞跃。因为它并没有明白地、直接地说出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通过描写血吸虫被消灭后的喜悦来透露。但这层意思还是很明白的。”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诗人“遥看一千河”，自然会“浮想”起那位住在银河边的牛郎，再想象牛郎作为古代传说中的劳动人民，也一定关怀着他曾生活过的大地上乡亲们的疾苦；在牛郎的时代，中国已有“瘟神”肆虐，因而设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这是诗人的回答，如果牛郎“欲问瘟神事”，那只能告诉他：尽管千百年岁月如流水般消逝了，但人们依然在遭受“瘟神”的折磨！“悲欢”，在这儿是偏义复词，其意在“悲”。

　　第二首写新社会，写广大人民征服大自然，治山理水，同时大举填壕平沟，消灭钉螺的动人情景。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前一句以明快的语言勾画出当前春光明媚的景象，它既是写景，又象征着当时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的动人气概。后一句则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六亿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光辉思想。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红雨”指桃花，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看到桃花乱落像红雨，作者认为这是随着人们的心意翻成红色的波浪，这是象征手法，象征在千百万群众的要求下，到处掀起红色的高潮。这里只是借“红雨”来写出这种形势。“随心”，随着千百万群众的心意。“翻作浪”，转变成为红色高潮。青山不再成为交通的阻碍。“着意”，特意。“化为桥”，化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青山怎么会化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呢？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从青山联想到高大的五岭山脉，高到像跟天连接，可是劳动人民在那样的高山上挥动雪亮如银的锄头，在建设山区。这里是借五岭来概括全国所有的山区，在山区进行建设。经过建设，山区也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了。从山联系到水，“三河”，旧指黄河、淮河、洛河，这里概括全国所有的河流。劳动人民挥动铁臂来搞水利建设，它的声势之大使大地振动。这样写山区建设和水利建设，虽然没有提到消灭血吸虫病，实际上把消灭血吸虫病也包括在内了。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两句点明题意，总结全诗。前一句语调轻松，含幽默调侃意味，流露出诗人对中国人民终于“送”走了“瘟神”的衷心喜悦。后一句，并非写实，而是借用传统的民间习俗，表示如何“送”。字里行间，也渲染出对“瘟神”的鄙视和嘲讽。

　　本诗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意气豪迈。这不仅由于作为人民领袖的诗人高瞻远瞩，思路开阔，在诗中展示了无限的宇宙和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诗人具有对祖国、对人民浓厚的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炽烈感情。因而，一旦获悉“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这样旷古未有的喜讯，便激动万分，诗思潮涌，从而使诗篇洋溢着风发的意气，卓厉的豪情。诗如其人。本诗是毛泽东同志伟大人格和气魄的体现，也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谱写这样气壮山河的诗篇。

　　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