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如果把此诗看成是一首痛惜贤臣遭受迫害斥逐的诗，那么，首章写那位遭受迫害斥逐的贤臣，他头戴素冠，身体瘦瘠赢弱，忧心忡忡，由外在形貌而及内心活动，将人物形象逐渐展现出来，颇有屈子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的意味，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氛。第二、三两章，首句仍写“棘人”服饰，前章“素冠”与此“素衣”、“素韠”由上而下地描绘出“棘人”全身服饰，“素”字使人想见贤臣清白高洁的形象。第二句“我心伤悲”云云，直抒诗人情愫。第三句“同归”、“如一”云云，表明诗人的意愿，思想情感较之“伤悲”、“蕴结”又进了一层。全诗人物形象鲜明，诗人情感深厚，每句均以语气词“兮”字煞尾，悲音缭绕，不绝于耳。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当贤臣遭受迫害斥逐之时，诗人毫无避忌之心，明确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和与之同归的态度，此种精神难能可贵，于世情友道颇有教益。则诗人亦为贞良之士，可知也。

　　此诗从第一章写素冠、第二章写素衣，第三章进一步转入素色蔽膝，自上而下，一路写来，诗人所遇君子全身素裹，洁白的装束，素朴的品德，令人见之肃然起敬。

　　如果把此诗看成爱情诗，那么，每章首句就是以服饰代人，表示急切希望见到对方，次句诉说因见不到而忧思悲伤，末句说愿永结同心。

　　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二首，写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

　　首句感叹唐氏溘然长逝已四十年了。古来往往以“香销玉殒”喻女子之亡，“梦断香消”即指唐氏之死。陆游于八十四岁即临终前一年所作悼念唐氏的《春游》亦云：“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唐氏实际已死四十四年，此“四十年”取其整数。这一句充满了刻骨铭心之真情。

　　次句既是写沈园即日之景：柳树已老，不再飞绵；也是一种借以自喻的比兴：诗人六十八岁时来沈园已自称“河阳愁鬓怯新霜”（《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此时年逾古稀，正如园中老树，已无所作为，对个人生活更无追求。“此身行作稽山土”，则是对“柳老”内涵的进一步说明。“美人终作土”，自己亦将埋葬于会稽山下而化为黄土。此句目的是反衬出尾句“犹吊遗踪一泫然”，即对唐氏坚贞不渝之情。一个“犹”字，使诗意得到升华：尽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对唐氏眷念之情永不泯灭；尽管个人生活上已无所追求，但对唐氏之爱历久弥新。所以对沈园遗踪还要凭吊一番而泫然涕下。“泫然”二字，饱含无比复杂的感情：其中有爱，有恨，有悔，诗人不点破，足供读者体味。

　　《尹师鲁墓志铭》第一段至第六段为志，较详细地记述了尹师鲁一生的主要经历，赞扬了他才德兼备、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点。最后两段为铭，文字精少，语言含蓄，寓意尹师鲁的精神永不磨灭。

　　全文志的部分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至第二段为第一部分，写尹师鲁名重当世。首先简单交待尹师鲁的姓氏、籍贯。为什么天下的人都称他叫师鲁，是因为这个名字为天下人敬重。天下人敬重尹师鲁有知与不知两个方面：知的一面，是推其文学、高其议论、多其才能；不知的一面，是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简要地概括了尹师鲁各方面的才能和优秀品质，起到总领全文的作用。下文是分条予以叙述：其文，“简而有法”；其学， “通知古今”；其议论， “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作者认为：只有孔子或孟子才能当此赞誉。话虽少，语意却很重。“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是称赞其才能。这些是天下之人知道的一面，也是尹师鲁名重当世的原因。

　　第三段至第五段为第二部分，写尹师鲁一生的经历，写得详细具体。主要是表现尹师鲁有多方面的才能，有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好品质。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这一部分概括为二十次调动，三次贬官，两件忠义之事，一德政，一喜好。从尹师鲁中进士到去世为止，中间服父丧两年，他大约做官二十年，却约有二十次调动，历经山西、河南、福建、湖北、安徽、陕西、甘肃七省。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仅旅途奔波一条，就使人很为难。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不厌其烦地志其一生经历，一是为文体的需要，二是表现尹师鲁忠君爱国，有令必行，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的好品质。

　　“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是指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五年（1046年），共十年。三贬官，第一次，景祐三年五月，为全忠义之节，上书请求同范仲淹一起贬官，贬郢州酒税。第二次，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 “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第三次，庆历五年（1045）七月，尹师鲁在渭州任崇信军节度时，部将孙用，在京师借债不能还，尹师鲁爱惜人才，就用自己的和军中的一些钱替他偿还。但是，后来孙用到了京师，恩将仇报，反而告尹师鲁“自盗”军款。因此，尹师鲁被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这三次被贬，尹师鲁本身并无什么过错。前两次是为了全师友忠义之节受连株，后一次是好心不得好报，被忘恩负义的人反咬一口，有苦难言。三贬官，充分表现尹师鲁为人的忠义品质。两件忠义之节，一指尹师鲁第一次被贬，范公无罪被贬，谏官御史不肯言，而尹师鲁已做太子中允官，不考虑个人得失，仗义直言，“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意欲使皇帝醒悟，但结果也被贬官。二指在尹师鲁病危时，“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人死前，往往口吐真言，或暴露私情。作者用对比的写法，突出地表现了尹师鲁既无私情，也不言私，真是忠贞刚毅的一生，临死不改本色。一德政，并不是说尹师鲁一生仅此一桩，而是文中作者只举了这一个典型例子：“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只有好官，人民才会思念他，话虽少，其意却很深，也很含蓄，表现了尹师鲁爱民的好品质。一喜好，指“独喜论兵”。尹师鲁独喜论兵，不仅无害，而且表现了他忠君爱国，有多方面的才能。作者极力称赞师鲁《叙燕》、《息戍》两篇论兵的文章写得好，而且惋惜未来得及实施，目的就在于此。总上所述，作者是想通过尹师鲁的一生经历，来表现天下之称尹师鲁未必尽知的一面，即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秀品质。

　　第六段为第三部分，总结尹师鲁一生的不幸遭遇，叙述他死后家境的穷困，表达了作者无比深切的哀悼感情。

　　作者在文中采用“其语愈缓，其意愈切”的艺术手法。作者在为尹师鲁写这篇墓志铭时，有意学习墓主生前的文风，写出了“简而有法”的好文章。这种写法，很不为当时人所理解，认为对尹师鲁的评价不高。于是作者又写了《论尹师鲁墓志》解释其写作用心。通篇“言简而意深”，“谨严而凄婉”。全篇十七次反复呼叫“师鲁”，哀痛凄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