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一首借景抒怀的诗,也是一篇追忆往事,感怀身世的作品。前两句点明雨夜的场景,诗人由此对雨生愁;后两句写诗人十年飘泊之恨,在旅夜灯前,随雨齐来,体现了诗人凄苦、孤愤的情绪。全诗情景交融,不用典,不雕琢,纯用白描,使惆怅自怜的情绪溢于言外。
开篇两句,诗人先从室外大范围布景,由天空而地面。古人论诗,认为“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可以“互藏其宅”。此诗前两句景物描写,正是这种情景相生、互藏其宅的例证所写景物既是触发诗人情思的契机和媒介,又由于被诗人注入了自己的心境和感情,经过情绪的酝酿和处理,能够渲染出一种浓重、压抑的气氛,对于表现诗人身处暗世、壮志难酬的孤愤悲苦心态,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特别是“暗结愁”三字,看似写景,实则已是在写诗人自己,正是“托物言志”了。
后两句写的是诗人彼时彼地的独特感受。笔锋一转,由室外而室内,从寥廓的自然景象而回到了诗人自身。窗外漆如墨,室内一孤灯,这是室外与室内之对比,从而引出了诗人自身的感慨。诗人曾经的坎坷遭遇,经过雨夜这一特定的情景的触发,已经桩桩件件“到心头”,此处有着凄苦、孤愤情绪,诗人怀想、咀嚼、总结、反思,其中况味,诗人只能独自品尝。
这首七绝谋篇布局,先天空而后地面,先室外而后室内,以“半夜灯前”和“月华星彩”对照,“一时”和十年”呼应,时间空间,错落有致,构成一种俯仰开合、百感苍茫的情思和意境,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概括力。全诗写景抒情,从头到尾不着一点亮色,也正反映了作者的这种悲苦心境。
这首散曲是借自然景物来表现理想主义的生活场景与思想感情的一则例证。曲中所写的渔翁,实际上是个科场失意的文人。失意后,他退隐江滨,但却不能割断蟾宫折桂的欲念,因而在强作闲适的同时,心灵上又挤压着沉重的苦闷。
首句勾画了一幅渔翁孤舟闲漂图。小船自在消闲,蓑衣雨湿风干,渔翁饮酒睡醒,表明看来确是一派悠然自得的气象。但仔细体味,渔翁冒雨自炊,饮酒就醉,醉则昏睡,醒则漂归,既无渔钓之意,又无赏景之心,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他胸中凝聚着难以解脱的苦衷,不然不会独自借酒浇愁、整天沉湎醉乡。
船上饮酒,醉醒已是傍晚,但闻啼鸟声与流水声交织在一起,清脆悦耳,其乐趣不减当年严子陵隐居富春山。“啼鸟关关,流水潺潺”、“数声柔橹江湾,一钩香饵波寒”,俱是清丽流美,宛然仙家境界。但此曲的渔翁仍未能不食人间烟火,“回头观兔魄,失意放鱼竿”,便显示了生活现实所给予的创伤。前时写“渔翁醉醒江上晚”,是力图表现他旷放自在的一面。如今看起来,他的“醉醒”,也不无愤世嫉俗的激烈意味了。
欧阳修有《渔家傲》词,下阕有句云:“醉倚绿阴眠一饷。惊起望,船头阁在沙滩上。”此曲的结尾,很可能是受到了欧词的启发。船儿不是一直那么听话的,只要主人意有旁骛,失了操纵,便只受水流摆布。“看,流下蓼花滩”,因为贪看水中的月亮,一不留神握渔竿的手松开了,只能眼睁睁望着渔竿从蓼花滩上漂下去。这表现了渔翁“失意”的深重程度。不过作者仍把小船留在蓼花滩一带,不曾送入红尘,那么渔父清醒过来,重新提起渔竿,“乐似富春山”,是不成问题的。或许“流下蓼花滩”的对象,也可释为“鱼竿”,如宋王庭珪《江亭即事》云:“江水磨铜镜面寒,钓鱼人在蓼花湾。回头贪看明月上,不觉竹竿流下滩。”但观此曲,解作小船“流下”更胜。
这首曲中的“渔翁”是文人化了的。在元曲中,“隐逸”与“叹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此曲作者不过想把这两面都写到而已。清李调元就很明白这一点。他把自“数声柔橹江湾”至“流下蓼花滩”六句,统统视为“他人不能道也”的俊语。(见《雨村曲话》)
此曲解开一般闲适小令一味沉醉山水之乐的纱幕,真实地表现出科场失意文人在不得不隐逸山水时内心所压抑着的痛楚,坦诚深切,读来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