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题春晚”之“春晚”，据首句“花落”之意，是指暮春之晚。诗所描写的，乃是乡村暮春晚景。
红日西沉，夜色降临之前，一位“吟余小立阑干外”的诗人，正在游目观赏村野景致。吟，可以指作诗，亦可以指诵读诗文。这位诗人白昼一天都在伏案，薄暮时分，微感疲倦，便走出屋子，在楼台（其居处是简陋小楼，故有“柴门”之语）栏杆外稍立片刻，略事休息。一、二、四句便是他“小立”时所见之景。
他先近看柴门。时已晚春，花儿纷纷飘落，有的还飘进了门内，把那夕阳的余辉挡在门外，可见落花堆积之多。继而又远看树林。稍远处有一片树林。苍茫暮色之中，可以看到几只黄昏时的乌鸦，忽高忽低、时上时下，紧挨林子飞着。将乌鸦称为“点”，是因为距离较远，天色昏暗，望去像“点”一样。最后诗人放目遥望，在那乡间小路的尽头，远远望见樵夫渔子，担柴捕鱼，一路归来。
展现在诗人眼前的这“春晚”三景，景景都扣题中“晚”字，而起笔“花落”则点明了“春”字（诗中指暮春）。三景相合，融汇成村野薄暮时分谐和、静谧的意境。然而，诗人笔下所的静境，又并不显得冷清、空寂：花自“落”，鸦在“飞”，人正“归”。点缀在诗行之中的三个动词，为这静谧的环境增添了鸟飞鱼跃的活泼气息，诗人就置身在这恬静而又富有生意的境界之中，饶有兴味地“小立”观赏。
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理学家论人物，颇重所谓“气象”。程颢曾说：“自再见周茂叔之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说的是茂叔（周敦颐）为人的气象。此诗的境界与他的为人一样，也是静而不寂，饶有生意，颇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述而》）的气象。
“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通过铺叙的手法来描绘出一幅商人随风漂流、驾船远行经商的远景。此诗主要反映了人们纷纷从事商业活动和商业的发展情况，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唐朝商业贸易活跃、一些商人为追逐利润而远离家乡的景象，说明商人低贱的社会地位在唐朝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
“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运用比喻手法，烘托出商人行踪如云中之鸟，飘忽不定，一去不复返的感伤叹息。
此诗语言朴实平淡，极富韵味，篇幅虽短，却情意深长。首二句写风高行远。末二句用形象比喻行役之远。通过借用“天”、“风”、“云”、“乘”、“去”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
此诗感慨商人远行，行踪如云中之鸟，飘忽不定，来去自由，寄寓了作者孤寂流落的身世之感，也着重突出商人反映唐代商业的发展以及唐人和六朝诗人对商贾的不同心态。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让那一股缠绵的、深邃的、飘忽的情思，从风景画面中自然流出，含蓄深永，味之无尽。
这四句诗被后人誉为《诗经》中最好的句子。这是写景记时，更是抒情伤怀。这几句诗句里有着悲欣交集的故事，也仿佛是个人生命的寓言。是谁曾经在那个春光烂漫的春天里，在杨柳依依中送别我？而当我在大雪飘飞的时候经历九死一生返回的时候，还有谁在等我？是《木兰辞》里亲人欢迎的盛况，还是《十五从军征》里荒草萋萋的情景？别离时的春光，回归时的大雪，季节在变换，时光在流逝，我们离去，我们归来，而在来来去去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没有答案，只有漫天的飞雪中一个被沉重的相思和焦虑烧灼的又饥又渴的征人孤独的身影，步履蹒跚地，战战兢兢地走向他不知道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