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阙写废寺之外景,荒凉冷寂,繁华消歇。“败叶填溪水已冰”,秋天的树叶凋零了,遂成“败叶”,而萧瑟的秋风又将这些枯叶吹到溪水里。“填”字说明败叶之多,给人一种沉重压抑之感。“水已冰”说明时令已值深秋冬。“夕阳犹照短长亭”说的是荒秋暮景。黄昏时分,夕阳斜照长亭短亭,而行人已经杳无踪迹。此句表面上说的是亭,实际上是人,因为长亭也好,短亭也罢,在古代皆含送别之意。此句勾勒的残阳落照、野亭萧然的暮景与前句“败叶填溪水已冰”的意境十分相合,遂为全词定下凄凉的基调。有了背景的铺垫后,作者开始切入“废寺”主题。“何年废寺失题名”,古人游览庙宇时常题名以资纪念,这些题名经年遭受风吹雨打,最终模糊难辨,以至作者想要追问这究竟是哪一年的寺庙。这一句是正面渲染废庙的冷落苍凉。
下片写废寺内景,残破不堪,香火断绝。“倚马客长碑上字,斗鸡人拨佛前灯”。此二句谓到此寺中之人已非往日的善男信女,而是前来闲游的过客,或是贵族豪门的公子哥们。其中“斗鸡人拨佛前灯”一句用了唐朝贾昌的典事。唐玄宗好斗鸡,在两宫之间设立斗鸡坊。贾昌七岁,通晓鸟语,驯鸡如神,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长,每天赏赐金帛。贾昌父亲死,玄宗赐他葬器。天下人称其“神鸡童”。贾昌被玄宗恩宠四十年。天宝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奔蜀,贾昌换了姓名,依傍于佛寺。其家被乱兵劫掠,一物无存。大历年间,贾昌依存于寺僧,读佛经,渐通文字,了解经义。日食粥一杯,卧草席。作者用贾昌的故事显然是说寺庙的命运同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流年中饱经盛衰兴亡、荣辱浮沉,最终繁华不再,一切归于荒凉冷落。结尾“净消尘土礼金经”,更是精警妙出,充分体现了纳兰词“君本春人而多秋思”(梁佩兰评性德语)的凄凉哀婉之风。此句谓,那些长碑者也好,斗鸡人也罢,以及过去来到这里的贵宦雅宾、文人墨客,虽然贤愚有所不同,然而在这劳劳尘世,终同归一梦。这分明是“人生如梦”的感喟了,但是再也没有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的豪放与洒脱,有的仅是对“悲欢离合终成空”的无限悲凉的感怀。
全词语调低沉,含蕴良多,耐人寻味,透露了纳兰内心深处不胜苍凉的悲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而导致失败,红军主力不得已被迫作战略转移。陈毅因伤奉命留下,担负起领导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重任。当时形势如黑云压顶,敌强我弱,赣南游击队在敌人重兵围攻中,斗争万分艰苦。《梅岭三章》便是陈毅同志被困梅山,自料难免牺牲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组带有绝笔性质的诗篇。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用倒接法。照理说诗意顺序应是先写革命事业的开创自然是备极艰难,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谈如今自己面临即将来到的牺牲的心情。但做诗要是顺着这个意思去写,就显得太平实。诗人把“断头今日意如何”一提前,恰似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把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情景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给整个组诗造成了一种苍茫悲壮的基调。对读者来说,则能产生一种凝精聚神,急欲一读的强烈效果。再说这一组诗主要在于抒写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胸怀,而不在于述说革命创业的艰难,所以这一提前又有侧重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开头对整个组诗起到了大气包举,笼照全篇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发端突兀,豪气凌云的极好的起句。后两句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作结,是对前面自问式起句的呼应,也可以说是自答之词。但这里丝毫没有议论式的叙说,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悬想,形象地表明了陈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至死不渝的心迹,即使化作鬼魂,也要在九泉之下带领雄兵十万,将反动的统治者彻底埋葬!这个结句犹如空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长鸣,壮怀激烈,使人拍案叫绝,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一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昂然挺立在读者的面前。
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是抒写壮志未酬,死难瞑目的情怀,以及对战友满怀激情的鼓励。“此头须向国门悬”句,化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中伍子胥的故事,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感。接下来两句文气渐缓。结句“捷报飞来当纸钱”尤为精绝,不仅与上首诗紧密呼应,而且从这一出人意表的想象中,透露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临危之际,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宋人陆游放翁在临终之际,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如以此与陈毅的这首诗相比,则陆游虽对国家的统一表示坚信不移,但细味诗意却悲而不壮。陈毅此诗则于抑扬跌宕中尤显其悲壮,感人至深。
第三首“投身革命即为家”,表达了诗人面对死亡的坦荡胸怀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陈毅早年投身革命,从此就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急先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奋进,义无反顾。艰苦的斗争生活锤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从战友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血雨腥风应有涯”,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总有一天要结束,人民终究会得到解放,光明的社会总归会到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定会实现!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对第一首自问式起句的最后回答。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壮烈的气概!
在陈毅光辉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时间是在铁马金戈的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而赣南的三年游击战,正如陈毅自己说的那样,“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梅岭三章》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诗人以其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而斗志弥坚的豪迈胸怀,谱写成这一不朽的壮烈诗篇。三章比秋月,一字偕华星。它犹如挂在夜空中的皎洁明亮的秋月,它的一字一句犹如黑夜灿烂的明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诗前小序,一是概括了柳宗元居愚溪的情况,点出“结第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的特征,与八愚胜景相吻合;二是说明写诗的原因,听说愚溪草堂已不像过去的样子,故“悲不能自胜”,写诗以寄恨。
第一首诗从愚溪、草堂下笔,溪水悠悠,芳草萋萋,春来燕回,主人已去,引起无限伤感。满树鲜艳的山榴花开得正旺,对柳宗元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第二首诗先写柳宗元的遗书、遗物,睹物思人,使人回想柳宗元的生平。接着笔锋一转,由物及人,借孔融表彰郑玄立通德门之事,赞扬柳宗元的学问、德行。结尾以夕阳之下寂寞过往的樵车,来反衬草堂的凄凉,不平之气隐含其中。
第三首写草堂风光,柳树团团,竹林青翠,而草堂的野草青苔因主人离去而日渐增多,显得更为荒凉。后面用典,借西晋正始年间(240~249)向秀与嵇康的交情来抒发心中的怅恨,指出:即使邻人善于吹笛,又有谁能够经过愚溪草堂,像向秀那样感笛声而写出新的《思旧赋》呢?
这三首诗都着眼于一个“伤”字,哀伤住过愚溪的挚友旧侣。诗中所咏景物多是与柳宗元有关的旧物,其最明显的表现手法是借景抒情,情从景出,风格显得极为蕴藉缠绵深厚。
这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全诗共三章,采用了重章叠唱的形式,叙说着将士们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磨刀擦枪、舞戈挥戟,奔赴前线共同杀敌的英雄主义气概。
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